喬治沉默了好一會兒。
伊迪斯的話給他打開了很多方面的思路。
“父親一直覺得近親婚姻是一種罪過，但他無法用科學證明這個直覺。他在溫室裡種了好幾年的自交和雜交植物，把資料記了好幾本筆記，但他始終找不到一個能夠解釋這些資料的理論框架，現在他會很寬慰的。”
然後沒幾天喬治就將他寫給高爾頓的回信寄往了高爾頓的住所。
他在回信中詳細闡述了伊迪斯的觀點。
高爾頓收到信後沉默了。
與達爾文、赫胥黎對女性研究者的寬容不同，高爾頓一直認為女性思維情緒化、易受直覺干擾，統計資料、實驗設計可信度天然低於男性。
在先前他剛開始就不太相信這是UCL一位女學生能看懂的文章，但是現在被狠狠打臉了。
然後他回了一封信，他承認這個框架在邏輯上站得住腳，但同時也指出，由於缺乏細胞層面的直接證據，目前整個顆粒遺傳理論只能停留在統計推斷層面，無法被徹底證實。但無論如何都是一種極大的進步。
而且，他內心深處確實也挺佩服這位女學生的。
沒辦法，大部分同行雖然都是男性，讓高爾頓來評價，那就是愚笨的蠢貨。
愚笨之人見多了，好不容易有個數理統計和邏輯思維如此好的人，高爾頓也覺得真是難得。
與此同時，在更年輕的學者和學生圈子裡，這場由劍橋研討會和皇家學會簡報共同引發的震動，正在蔓延。
全英國大學中自然科學社團的成員在拿到英文譯本後，自發組織了一個遺傳學討論小組。
這些年輕人大多是赫胥黎和達爾文的忠實擁躉，但他們同時也對那些被傳統學術權威忽視的冷門研究有著近乎狂熱的興趣。
對他們來說，孟德爾——一個長期被埋沒了修道院修士的故事本身就是一種反抗權威的象徵。
UCL討論小組的成員中，有幾個人行動力極強。
他們利用學院溫室裡一塊本來用於種植教學標本的小片空地，開始重複孟德爾的豌豆雜交實驗。
他們仔細研讀了英文譯本中的實驗方案——此時孟德爾的全套實驗資料還沒丟失，按照論文中描述的方法和規則進行實驗。
這種對定量實驗的熱情在學生和感興趣的教授中迅速蔓延，甚至有幾個原本主修植物分類學的學生開始主動學習機率論，以便更好地理解孟德爾在論文中使用的統計方法。
在這場學術風暴的中心，伊迪斯卻表現得異常安靜。
她知道自己已經做了她能做的事，剩下的工作應該交給這個時代最有熱情和行動力的研究者們去完成。
十一月的第二個星期二，一封來自布林諾的信寄到了UCL。
寄件人署名處寫著一個名字：Gregor ndel。
伊迪斯先從茶水臺那默默地泡了杯茶，壓了壓激動的心情。
然後才小心翼翼地開啟信。
一共好幾頁紙，每一頁紙都寫滿了密密麻麻的句子，顯然是在收到喬治·達爾文的來信後連夜寫的回信，然後跨國輾轉寄到了倫敦。
她在信中讀到了長久的感動和激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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