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梅生坐在上海法租界一家西餐館的包間裡，面前擺著一杯冷了的咖啡和半碟子蛋糕。他對面的椅子上坐著一個人，那人穿著一身半新不舊的灰布長衫，帽簷壓得很低，只露出半張瘦削的臉。
“確定了？”陳梅生問。
“確定了，”對面的人壓低聲音說，“顧震霆親自下的令，格殺勿論。訊息絕對可靠，要趕緊通知宋先生。”
陳梅生沒有立刻說話。他慢慢地吸了一口雪茄，讓煙霧在肺裡停留了片刻，然後緩緩地吐出來。白色的煙霧在他面前升騰、擴散，像一層薄薄的紗幕，把他的臉遮得若隱若現。
紗幕後面，他的嘴角微微翹了起來。
那是一個很淡的笑，淡得像刀鋒上的寒光，一閃即逝。
“格殺勿論……”陳梅生低聲重複了一遍這四個字，像在品味一杯陳年老酒，咂摸著其中的每一個層次、每一縷餘韻，“不愧是顧震霆。”
他把雪茄摁滅在菸灰缸裡，動作不急不緩，甚至帶著幾分優雅。可如果你仔細看他的手，你會發現他的手指在微微顫抖，不是因為害怕，而是因為興奮。
一種近乎殘忍的興奮。
“機會來了。”陳梅生抬起頭，看著對面的人。他的眼睛很亮，亮得有些瘮人，像黑暗中突然點燃的兩盞燈，照出來的不是光明，而是更深更濃的陰影。
“通知劉福寶，讓他動手。”
對面的人震驚的幾乎要跳了起來：“你說什麼？”
“怕什麼？”陳梅生的聲音忽然冷了下來，像一盆冰水兜頭澆下，“你是我的人，你吃我的、喝我的、拿我的，你這條命都是我的。什麼時候輪到你來質疑我？”
“可是孫先生那邊——”
“孫先生那邊，我自有說法。”陳梅生站起身，走到窗邊，推開窗戶。法租界街道上的喧囂聲湧了進來，汽車喇叭聲、黃包車的鈴鐺聲、小販的叫賣聲，混成一片嘈雜的聲浪。陳梅生站在窗前，背對著屋裡的人，聲音忽然變得很輕，輕得像在自言自語。
“宋懷仁是我的戰友，”他說，“我們一起在日本的時候，睡過同一張榻榻米，吃過同一碗泡飯。他寫文章，我幫他磨墨，我演講，他替我站臺。我們對著同一面旗幟發過誓，說好了要同生共死，要一起把這個國家從泥潭裡撈出來。”
他停頓了一下。
“可革命哪能不流血犧牲呢？”
這句話說出來的時候，他的語氣平淡得像在陳述一個物理定律，水往低處流，人往高處走，革命要流血。沒有愧疚，沒有掙扎，甚至沒有一絲一毫的感情波動。
“宋懷仁不死，革命黨就是一盤散沙裡勉強捏出來的泥菩薩，看著像那麼回事，一碰就碎。可宋懷仁要是死了……”他轉過身來，臉上浮起一個笑，那個笑從嘴角開始，一點一點慢慢擴散到整張臉，可那雙眼睛始終是冷的，冷得像兩顆玻璃珠子，“宋懷仁要是死了，他就是烈士，是殉道者，是一面永遠倒不下的旗幟。他的血，會澆醒那些還在觀望的人，會把南方各省的人心燒成一鍋滾油。到那時候——”
他走回桌邊，拿起那杯冷了的咖啡，一飲而盡。
“到那時候，顧震霆就是天下公敵。北平政府就是眾矢之的。而我們……”他把空杯子放回碟子裡，發出一聲清脆的瓷響，“我們就在灰燼裡面，撿出一個新的天下來。”
對面的人沉默了很長時間。
“可劉福寶那邊，”那個人終於又開口了，聲音裡帶著一絲不安，“他要是不肯呢？他跟宋先生確實有交情，要是他臨陣倒戈——”
陳梅生沒有讓他說完。
“劉福寶的母親，”陳梅生慢條斯理地說，“住在蘇州閶門外的柳巷裡，對不對？”
對面的人愣住了。
“七十二歲了，”陳梅生繼續說，語氣平淡得像在唸一份履歷表，“眼睛不太好，風溼病很嚴重，天氣一變就下不了床。巷子口賣豆腐腦的老王每天早晨會給她送一碗鹹豆漿，不要錢，因為劉福寶幫他擺平過收保護費的混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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