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個日共負責人姓佐藤，五十多歲，據他自己說是當地的小學教員，戰後被徵召進工廠做文書，暗地裡做地下工作。
他一邊給赫爾曼倒水一邊說：
“我們等這一天等了很久。
地下宣傳做了快一年，從東京傳過來的影片在附近幾個村子放過十幾場。
老百姓開始不信，後來慢慢信了。
今天早上聽到飛機聲和槍聲，我就知道時候到了。”
赫爾曼喝著水，問他：
“你們有多少人？有武器嗎？”
“鎮上能動員的骨幹有三十幾個。
武器主要是獵槍和刀，另外還有幾支從日軍守備隊偷來的步槍。
子彈不多，但夠用一陣。”
佐藤停頓了一下，又補了一句，
“南邊幾個村子昨天夜裡也動手了，把當地的警察所繳了械。
再往東，聽說福岡那邊動靜更大。
很多地方都在動。”
赫爾曼放下水杯，走到窗邊往外看。
鎮子的街道上，日共的人正在張貼標語，用的是舊報紙刷了漿糊貼在木板牆上。標語內容他看不懂，但有幾個漢字他認得——“解放”“和平”“新日本”。
與此同時，在朝鮮南岸的某個港口。
十二月二日中午十二時，南浦港的棧橋上排滿了坦克。
三十多輛德制四號坦克，灰綠色的裝甲上覆著防水帆布，炮管被固定架鎖住，履帶用木條墊著，一輛接一輛地往登陸艦的艙口裡開。
坦克後面的碼頭上，一箱箱彈藥、一桶桶燃油、一捆捆偽裝網被吊車抓起來，準確地落進船艙。
棧橋旁邊站著一個穿東大灰色軍裝的裝甲兵，姓周，三十來歲，臉曬得黑紅，正拿著清單核對裝備。
他是第一波登陸部隊的裝甲團副團長，帶的這批坦克是從德國直接海運來的，裝備部隊不到兩個月。
他旁邊的蘇聯顧問是個高個子的坦克兵少校，叫科瓦廖夫，戴著黑色坦克帽，正彎著腰檢查一輛坦克的履帶銷。
“科瓦廖夫同志，”
周副團長把清單捲起來塞進口袋，
“你說咱們這批車過去，九州那邊能開得動嗎？
聽說那邊山多，路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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