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南克最終開口的時候，聲音比保爾森輕了很多，語速也慢得多，像是在課堂上回應一個學生提出的方案——不完是否定，但在肯定之前需要把所有的前提條件檢查一遍。
“邏輯上我同意。威懾策略在很多情境下是有效的。”
他停了一下。
“但威懾有一個前提。”
“什麼前提？”
“對方得相信你會用。”
電話那頭安靜了一秒。
“如果你掏出火箭筒，市場看了看，然後判斷你不會真的扣扳機——因為政治上的代價太大，因為國會不支援，因為大選年沒人想碰這個燙手山芋——”
伯南克沒有把這句話說完。
保爾森聽得懂未完成的句子。
兩個人在過去一年半里已經打了幾百通電話，已經在無數個凌晨討論過無數個不能公開說出口的假設，已經形成了一種不需要把每個詞都念出來的溝通效率。
保爾森在電話那頭沉默了大約三秒。然後他說了一句話。
“本，我不是在討論要不要做。我是在告訴你我要做了。我們沒什麼更好的辦法。”
伯南克記得自己聽到這句話時的感受。
不是反對，不是贊同，是一種更復雜的東西——一種“我知道你可能是對的，但我沒有辦法確定你是對的，而你已經不打算等我確定了”的感受。
保爾森掛電話之前說了最後一句：“我明天會在電視上提這個。你不需要配合表態，但也別唱反調。”
伯南克說了“好”。
就一個字。
然後電話掛了。
那是昨天下午的事情。
現在是凌晨三點。距離那通電話過去了大約十二個小時。
伯南克在這十二個小時裡做了什麼呢？他參加了一個關於社群再投資法案修訂的內部會議（走神了三次），簽署了兩份例行的監管備忘錄（簽名潦草得連他自己都不認識），在食堂吃了一份不記得什麼味道的三明治，然後回到辦公室，關上門，從抽屜裡重新翻出了遠星的公開信。
這已經不知道是第幾次讀它了。
第一次是一週前，助理在簡報裡附上的，鉛筆註釋“近期市場關注度最高的非官方檔案”。
當時他給它歸了個類——對沖基金的市場觀點，判斷激進，不構成政策參考，然後就把它掃到了一邊。
沒過幾天，Indyc倒了。然後兩房的CDS利差四天翻倍。
現在他在凌晨三點重新讀這封信，讀到的東西和一週前完全不同。
不是因為信的內容變了。信的內容一個字都沒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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