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9月13日，星期六。
保爾森基金的掌門人，約翰·保爾森坐在位於上東區聯排別墅的書房裡。
早晨八點十五分，秋日的陽光透過高大的法式落地窗，在地毯上投下明亮的格子。
他面前的紅木書桌上，整齊地排列著今天早晨送來的七份主流財經報紙。
這是他保持了二十年的習慣，在週末的早晨用一個小時閱讀紙質媒體，而不是盯著彭博終端那冰冷的藍黑色螢幕。紙張的觸感能讓他更好地感知這個世界的溫度。
但今天，這些紙張上的文字讓他感到一種生理性的煩躁。
他用食指敲了敲放在最上面的那份《華爾街日報》。頭版頭條的副標題用加粗黑體寫著：“從莫斯科的斷網到華盛頓的禁令：一個華裔對沖基金經理的宏觀預判。”
在《華爾街日報》的旁邊，是《金融時報》的一篇專欄：“當所有的模型失效時：為什麼直覺比資料更重要——解析遠星資本的驚天逃亡。”
再往旁邊，是一份相對邊緣但極具業內影響力的投資通訊簡報，封面上是一個巨大且引人注目的標題：“先知還是瘋子？那個敢讓SEC滾回去的男人。”
保爾森拿起那份簡報，目光快速掃過那段據說是由“遠星內部保安”轉述的、已經在華爾街各大酒吧傳瘋了的狂言（“等下個星期華爾街流動性癱瘓的時候，你們整個政府都得跪著求我們回來擦屁股”）。
當然，各個版本略有不同，但大致意思是差不多的。
“荒唐。”
他低低地罵了一句，把簡報扔回桌上。紙張滑行了半米，撞在一隻水晶鎮紙上停了下來。
保爾森拿起咖啡杯喝了一口。咖啡是苦的，但遠沒有他心裡的味道苦澀。
在過去的兩天裡，因為英國FSA那道粗暴的、帶有實名披露條款的禁空令，他的名字已經和“吸血鬼”“禿鷲”這些詞彙死死地繫結在了一起。
泰晤士報甚至用了一整版的篇幅來分析他的保爾森基金是如何“做空英國的未來”的。
雖然美國的禁令沒有要求強制披露，但這幾天內，他作為華爾街最大的空頭代表，承受的政治壓力和輿論圍剿是前所未有的。
而另一個做空者，那個在禁令前九十分鐘精準逃跑的二十六歲年輕人——此刻卻被這些同樣媒體捧上了神壇。
從竊賊變成了先知。
僅僅用了一個下午的時間。
保爾森閉上眼睛，強迫自己深呼吸，把那種屬於普通人的嫉妒和憤怒壓下去。
他是一個頂級的對沖基金管理者，他的大腦必須像一臺冰冷的精算機器一樣工作。
他開始重新推演昨天發生的一切。
昨天早上，當SEC的調查組大張旗鼓地開進公園大道270號時，保爾森和華爾街的很多人一樣，認為遠星完了。這種精確到分鐘級的“逃亡”，在監管機構眼裡就是最刺眼的內幕交易鐵證。
但到了中午，情況就開始變得不對勁。
SEC的調查員面色鐵青地出來，丟下一句“遠星的配合態度遠未達到預期”——這句話在普通人聽來是SEC在發火，但在保爾森這種在華盛頓政商兩界摸爬滾打了幾十年的人精耳朵裡，這簡直是一股刺鼻的無能為力的味道。
如果SEC真的掌握了實錘，他們會直接凍結賬戶、申請法庭傳票，而不是對著記者的麥克風抱怨。
這種“抱怨”，更像是在掩飾一種無法執法的尷尬，或者更糟——掩飾一種見不得光的妥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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