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後，瓦利的表情微微舒展了一些。
“……我明白了。謝謝。我們會注意分寸,只談原則,不點任何人的名。”
他結束通話了電話，轉向戴蒙德。
“綠燈。”
瓦利說，“唐寧街放行了。”
戴蒙德長出了一口氣。
但那口氣裡，沒有勝利的喜悅,只有一種憋了太久、終於鬆了一口的複雜感受。
“有條件。”
瓦利繼續說,“我們只談契約精神這個普世原則。絕不點任何具體的國家或個人。我們要給政府留足餘地,讓這件事看起來是“巴克萊基於商業原則的自主表態”,而不是“英國在外交上背棄法國”。”
戴蒙德點了點頭。
“我明白。”
他在會議桌前坐下，但他心裡很清楚，這個遲來的綠燈已經無法挽回那些錯過的時機了。
上週末，如果沒有英法關係的政治顧慮，如果巴克萊能第一個站出來，那他們本該佔據的是“主動地、驕傲地、第一個在歐洲扛起契約精神大旗”的那個位置。
那是最耀眼的、最有價值的位置。那是向華爾街遞交的最完美的投名狀。
但現在，遠星佔據了道德制高點。美國財政部把事情抬到了國家層面。瑞銀搶先跳了船——雖然跳得狼狽,但它至少是“第一個打破沉默的歐洲銀行”。
輪到巴克萊的時候，所有的好位置，都已經被佔完了。
“我們不能只是“跟進”。”
戴蒙德緩緩地說,“如果我們只是發一份和瑞銀差不多的宣告,那我們就真的成了“歐洲跳船大軍裡的第二個”,毫無價值。”
瓦利走到他對面坐下。
“那你想怎麼做?”
戴蒙德拿起桌上瑞銀那份被媒體嘲笑為“投降”的宣告,看了幾秒。
“瑞銀的宣告,還在談它自己和遠星那筆具體的交易。它用“如果任何交易對手方對合約條款的解釋存在分歧”這種假設句,給自己留後路,生怕得罪任何人。”
他放下那張紙。
“它是被逼著跳船的。所以它的姿態是防禦性的、狼狽的。媒體給它貼的標籤是“率先投降”。”
“我們不能走這條路。這條路瑞銀已經走了，而且走得很難看。”
戴蒙德的思路在時間的壓力下飛快地運轉。既然在“速度”上已經無可挽回地輸了,那唯一的補救,就是在“內容”上另闢蹊徑,找到一個瑞銀沒有佔據的位置。
“我們不談那筆交易。”
他說,“我們一個字都不提遠星,不提任何具體的合約或交易對手。我們把宣告拔高到純粹的價值觀層面——我們捍衛的,不是某一筆交易的履行,而是“契約精神”這個原則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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