悶熱的梅雨把東京的廢墟泡得發黑。
佐爾格穿著半舊的麻質西服,夾著一隻早已過時的皮包,混在街邊的人群裡。
像所有在這個時代裡夾著尾巴求生的外國人一樣,既不顯眼,也不起眼。
他在東京已經待了八年。
以德國記者、《法蘭克福日報》遠東特派員的公開身份,他幾乎走遍了帝國所有的要害部門。
從陸軍省到外務省,從滿鐵調查部到企劃院。
如果誰向德國大使館打聽佐爾格,得到的回答永遠是:
“那位先生很能幹,也很可靠。”
至於他到底是誰的人,整個東京的上流社會都能替他打包票。
畢竟,德國人。
畢竟,德國是日本的朋友。
畢竟,元首和天皇都知道彼此的心跳。
沒有人會想到,這個總是拎著皮包、說話聲音很低、對每個人都很客氣的德國記者。
會把東京發生的一切,一點一點地錄進自己的腦子裡。
這個傍晚,他站在銀座附近的一根電線杆旁。
梅雨已經停了,路面上泛起一層溼熱的水汽。
幾個國民學校的小學生排著隊經過,背上都揹著用木板和竹子紮成的“防空書包”。
領頭的孩子瘦得像只脫了毛的雞,胳膊上掛著一塊紅布條,上面寫著“報國少年”。
他們邁著齊步,嘴裡唱著《海行兮》。
“海行兮,水漬吾屍。”
“山行兮,草生吾骸。”
“大君之側,赴死無悔。”
唱得極用力,脖子上的青筋都蹦了出來。
佐爾格在原地站了好一會兒。
他沒看孩子。
他的目光落在電線杆上貼著的一份報紙上。
報紙被雨水浸得皺成一團,大部分字已經糊了。
只有幾個紅色大字還看得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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