窗外的夜色更濃,辦公室裡只有紙張翻動的輕響。
江離的個人資料已分門別類,整齊地碼在凌執桌上。
他直接翻開最上面的檔案夾。
目光快速掃過上面的內容,直到在“家庭狀況”和“健康狀況”兩欄,驟然剎停。
孤兒。父母雙亡,由遠房親戚趙建軍代為監護。
重度慢性偏頭痛(近一年急性發作就醫17次)。醫囑:避免強光刺激、長時間固定姿勢。
中度偏重度缺鐵性貧血(血紅蛋白波動於65-80g/L之間)。近兩年因頭暈乏力急診9次。最新檢查:血紅蛋白72g/L。醫囑:避免劇烈活動,規律服藥,防止暈厥。
凌執眉頭緊皺。
孤兒。多病。頻繁急診。
一個被醫囑明確禁止“劇烈活動”的人,一個血紅蛋白低到需要隨時警惕暈倒的人。
怎麼可能,完成那次兩公里外、需要極端體能、穩定性和專注力的地獄級狙擊?
他繼續往下翻,案發前三天的就診記錄:“右側顳部持續性跳痛,伴畏光,建議減少外出用眼。”
學校記錄:校外獨居,成績頂尖,社交近乎於無,除了同桌許恬,無任何密切往來。不參加任何社團,尤其與“射擊”“機械”絕緣。
凌執向後靠進椅背,抬起手,用拇指和食指用力按了按發脹的眉心。
資料裡的江離,是一個被病痛釘在弱者位置上、需要被小心翼翼呵護的琉璃人。
而所有現場線索拼湊出的影子,卻是一個冷靜、精密、下手果決的頂級獵手。
這兩個形象之間,橫亙著一道深不見底、近乎荒謬的裂谷。
到底,哪一個才是真的?
還是說……兩者都是?
等天亮後,他拿起手機撥通連夜趕去江離戶籍地的小王的電話:
“兩件事。一,調取江離所有就醫記錄的詳細病歷和醫囑原件,我要看每一次的細節。二,查她那個監護人趙建軍,他的職業、社會關係、有無前科,越細越好。”
小王的回電來得很快:
“凌隊,查實了。趙建軍,無業,有多次家暴、尋釁滋事前科。”
凌執握著手機的右手,無聲地收緊。
“我們走訪了老街坊。都說江離小時候經常被打。躲起來哭是常事,最嚴重的一次,被打到送醫,趙建軍對外統一口徑是‘孩子自己摔的’。報警記錄顯示,江離十二歲前報過不止一次警,但證據不足,對方否認,最後都不了了之。”
電話聽筒裡,小王的聲音頓了頓,才繼續道:
“鄰居說,每次報警後,她會遭到更嚴重的毒打。大概就是報最後一次警之後,趙建軍下手更狠了。沒多久,江離就從那個家裡跑了,之後再也沒回去過,也再沒和趙建軍有過聯絡。”
“知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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