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路不走檢查站，沒有監控，比公路安全得多。楊明燕提前打點好了船老大，只說是運一批 “無票的貨”，給了高出市價三倍的運費。
船老大收錢辦事，不問貨是什麼，也不問人是誰。
一九九九年秋，湖南益陽。
搶劫運鈔車既遂，打死押運員兩名，搶走現金四十餘萬。作案後車輛在沅江邊燒燬，四人分三路撤離，兩天後在常德匯合。
三年間，團伙橫跨湘鄂渝三地，作案十餘起，打死打傷二十餘人，搶劫財物總價值超過五百萬。
每一起案子的手法都像一個模子裡刻出來的：五四式手槍、蒙面作案、快進快出、一槍爆頭、不留活口、事後燒車、跨省流竄。
張君的名字，還沒有出現在任何一份警方的案卷裡。但 “渝湘鄂持槍劫匪” 這六個字，已經像一片烏雲，籠罩在三個省市的上空。
每一起案子發生後，當地警方都成立了專案組。
刑警們勘查現場、走訪目擊者、排查前科人員、調閱監控錄影，投入了大量警力。可查來查去，線索一條條斷掉，最後大多成了懸案，案卷鎖進櫃子裡，慢慢積了灰。
不是警察不努力，是這夥人太狡猾，而時代和體制的侷限，又給了他們可乘之機。
最大的障礙是跨區域管轄。
案子發生在不同省份，各自立案、各自偵查。每個地方的專案組都在自己的轄區裡打轉，看到的只是孤立的一起案子，看不到背後那張跨省流竄的完整犯罪網路。
就算有個別老刑警隱隱覺得手法相似，可沒有證據，沒有串並的依據，懷疑也只能停留在直覺層面。總不能憑 “感覺像” 就去調鄰省的案卷。
其次是現場線索太少。
這夥人反偵察能力極強。作案戴頭套、手套，不留下任何指紋和麵部特徵；事後必燒車，車輛來源查不到，車架號、發動機號全燒成了廢鐵；黃金透過地下渠道快速變現，流入黑市後根本查不到來源；現金更是直接分散藏匿，無法追蹤。
目擊者能提供的，只有 “三到五個男人”“ 操外地口音 ”“穿深色夾克” 這種模糊到幾乎沒用的描述。連嫌疑人大概多大年紀、身高多少，都說不準。
還有技術手段的侷限。
九十年代末，監控探頭還沒普及，銀行網點有，可大街上、公路上幾乎沒有。警方想追蹤嫌疑人的逃跑路線，只能靠走訪，靠一個個問路人，效率極低。DNA 技術剛開始應用，資料庫還不完善，現場提取到的生物檢材，比對不出結果。彈道鑑定有，可各地的鑑定結果各自存檔，沒有人把它們放在一起比對。
於是，十餘起案子，各自懸著，像一塊塊散落的拼圖，沒有人把它們拼到一起。
直到一九九九年底。
公安部刑偵局在整理全國持槍搶劫案件的年度統計時，一位老專家注意到了異常。
他幹了三十年刑偵，見過太多案子。當他把湘鄂渝三地的十餘起案件案卷攤在桌上，一份一份翻過去時，後背漸漸冒出了冷汗。
太像了。
不是一般的像，是從作案目標、作案手法、工具選擇到撤離方式，每一個細節都高度吻合。這絕不是巧合，絕不是幾夥互不相關的人各自作案。
他拍了桌子：“把這些案子的彈道鑑定報告，全部調過來，一枚一枚比對。”
彈道是槍的指紋。
每一支槍的槍管裡，都有獨一無二的膛線。子彈射出時，膛線會在彈頭上留下特定的劃痕，就像人的指紋一樣，不會重複。同一支槍射出的子彈，劃痕完全一致。
三地警方的彈道報告，陸續送到了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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