勞榮枝從武漢到了東莞。
她在長安鎮一個城中村租了房子，在附近的 KTV 做服務員。
她化名叫 “雪梨”，跟人說自己是湖南人，家裡沒什麼人了。她不跟同事來往，不跟人深交，有人問她要電話，她就說 “我沒手機”。其實她有，但她不敢給。
在東莞待了兩年，她去了泉州，又去了上海，後來又回到南方。
每到一個城市，她就換一個名字，換一份工作，換一批身邊的人。
她像影子一樣活著，不留下任何痕跡。她不用身份證住酒店，不敢去銀行，不敢看警察，不敢跟人合影。
每次聽到警笛聲，她的心都會揪一下，手心冒汗。二十年，天天如此。
2016 年左右，她到了廈門。
她在真愛酒吧找了份工作，做 “客服”—— 其實就是陪客人喝酒聊天。
酒吧裡的人叫她 “雪姐”。她會彈鋼琴，偶爾在酒吧的鋼琴上彈一曲，氣質好，說話溫柔，笑起來有兩個酒窩，很多客人喜歡她。
她在這裡待了幾年，是她逃亡生涯中最穩定的一段時間。
她甚至以為，自己可以就這樣過一輩子。
但她心裡清楚，她不是普通人。她不敢提 “九江” 兩個字，不敢看江西衛視，不敢在一個地方待太久。
每次有客人說 “你長得像一個人”，她的心都會跳一下，然後笑著說 “是嗎，很多人這麼說”。
後來她離開酒吧，到東方時代廣場的手錶專櫃做營業員。
她穿著制服，站在櫃檯後面，笑著跟客人介紹手錶，看起來跟普通人沒什麼兩樣。她租了房子，養了一隻貓，每天上班下班，買菜做飯，過著正常人的生活。
她以為，二十年了，警察早就忘了她。
她錯了。
2019 年 11 月 28 日，在廈門東方時代廣場的手錶專櫃前，她被便衣警察帶走了。
指紋比對，人臉比對，二十年前南昌案現場電話機上那半枚指紋，跟她的右手食指完全吻合。
這一天，她等了二十年，或者說，躲了二十年。
2019 年 12 月 5 日，勞榮枝被南昌警方從廈門押解回南昌。南昌火車站，她戴著口罩和帽子，被警察押著走出站口，很多記者在拍照。她低著頭，不說話。她的家人來見她，她哭了。
2020 年 12 月 21 日，南昌市中級人民法院一審開庭。
法庭裡坐滿了人，有受害者家屬，有記者，有旁聽的群眾。勞榮枝被法警押上被告席，她穿著防護服，戴著口罩，眼睛紅紅的。
“被告人勞榮枝，你對起訴書指控的犯罪事實有異議嗎？” 審判長問。
“有，” 勞榮枝說，聲音發抖，“我是被法子英脅迫的，我沒有殺人，我也是受害者。他打我，他威脅我，他說我不跟他幹就殺我全家。我不敢不聽他的。”
她在法庭上哭，說：“我對不起那些受害者的家屬，我知道說什麼都沒用，但我真的是被脅迫的。”
公訴人拿出了證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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