尊師重道，歷來是傳統文化裡的重要組成部分。
自先秦孔子開私學，師生之間的道義原則便已定下。
只是那時的師生關係還相對純粹，甚至帶著幾分樸素的平等。
“師不必賢於弟子，弟子不必不如師”，這話放在當時，絕不只是說說而已。
兩人對坐論道，各抒己見，老師也好，學生也好，誰說得對就聽誰的。
那是一種活潑潑的、帶有探討意味的關係。
然而隨著時間推移，從兩漢經學興起，到隋唐科舉漸盛，再到兩宋理學大行其道，師生關係便一步步變了味道。
儒學日趨成熟，成了官方意識形態，師生名分也隨之固化，變得森嚴起來。
天地君親師，五個字排下來，師者雖敬陪末座，可一旦與這五常掛上了鉤，便不再是單純的授業解惑了。
到了元明之際，這層關係已層層加碼，成了一張看不見的網。誰若對老師不敬，那便是大逆不道，是要被天下讀書人口誅筆伐的。
即便朱元璋，也不曾例外。
他不光默許這種變化，甚至還有意無意地推波助瀾。
比如當今太子朱標的老師宋濂，他同時也是幾位皇子的先生。
有一回宋濂問朱元璋：“若太子犯錯，臣是否可以責罰？”朱元璋幾乎想都沒想，直接回了一句：“打便是。”
這話聽上去輕巧，細想卻重得嚇人。
太子是什麼身份？國之儲君，未來的皇帝。
而一個老師，竟能手持戒尺，名正言順地打未來的天子。
朱元璋正是用這種方式，把“尊師”二字牢牢釘在了朱家人的血脈裡。
朱標日後若為君，便不能對老師輕慢；老師有了這般體面，教起書來自然更加賣力。
皇權與師道，在這裡勾連在了一起。
而後來，宋濂因家中子弟受到胡惟庸案牽連，被下獄論死。
滿朝噤聲，文武百官無一人敢言。
唯有朱標站了出來，跪在朱元璋面前，據理力爭，甚至以頭觸柱，最終保住了宋濂一命。
死罪免了，改判流放。
可宋濂那時已是古稀之年，哪裡經得起萬里跋涉。流放途中，病歿於途，終究沒有回到故鄉。
太子尚且如此，何況天下士子，師道之重，可見一斑。
沈文安與宋景修便是這樣尊師重道的讀書人。
他們二人同出江西，分別拜在兩位大儒門下，因老師的緣故結為好友，此番得朱元璋賞識，特許兩人進京覲見，待朱元璋召見後，兩人便要奔赴地方赴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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