譚旭被雙開，是九月底，謝永豐緊跟著被免了職，劉永昌調去了區檔案局，從此再沒在專案會上露過面。
十一月中旬，沈康年不再主持區裡的任何會議，他辦公室的燈，有一陣子還亮到很晚，後來連燈也不亮了。
整條線像一張慢慢收嚴的網，沒聲沒響，只在每個清晨的參會名單裡少一個名字。
京城入冬很快。
國槐葉子慢慢落盡，光禿禿的枝椏橫在灰白天色裡。
陶靈聿開始穿大衣，圍一條淺駝色圍巾，走路時手習慣性往兜裡揣。
辦公室裡的暖氣烤得人發乾，她總在下午泡一杯熱茶，捧著捂手，眼睛還釘在電腦螢幕上。
這幾個月，趙穆清忙得腳不沾地，幾乎不進家門。
國慶之後，一連串的事壓下來：新施工方的進場評估、常務會材料、市紀委的階段性反饋、國慶期間城市執行總結。
陳橋每天給他排的日程，密得連喝水都要卡著點。
陶靈聿見不到他。
不是他不在，是她碰不上。
六樓的辦公室門永遠關著，陳橋走路比從前更快，每次從五樓經過都像一陣穿堂風。
她上去送過兩次檔案，一次只到陳橋的桌邊，一次在門口聽見裡面有人低聲彙報，轉身又退了回來。
微信回得越來越短，有時是“嗯”，有時是“知道了”。
像一扇只開了一條縫的門，裡面是暗的，看不見人。
她不是沒試過堵他，可天涼了，人好像也跟著懶了。
有些話，說一遍是勇氣，說兩遍是執拗，說三遍，就真成了他嘴裡的“沒規矩”。
所以她沒再去。
撬開鋸嘴葫蘆的計劃也只能擱下。
至少，那個週五之前，她以為自己不想去了。
那晚，她加班到十點。從市府出來時，風很大，把圍巾吹得掀起來。
回到木樨地，遠遠便看見隔壁樓書房的燈亮著。
窗戶開了一角，薄薄的燈光漏出來，在冷空氣裡浮著看不見的暖意。
她站在自家門口望了一會兒，沒怎麼多想，拎著包就過去了。
站在門廊下，她像從前一樣抬手按門鎖。這麼多幾年了，那密碼從沒變過，閉著眼都能摸對。
可這次，門沒開。
她愣了一下，又按一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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