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里奇特問：“那你不想愛爾蘭獨立嗎？”
父親沉默了很久，最後說：“我想。”
布里奇特後來反覆想過這件事。
她恨英國人在愛爾蘭做的事——饑荒、圈地、懲罰法典、歧視——恨得咬牙切齒。
她在歷史課上學到博因河戰役和懲罰法典時，手在筆記本下面攥得指甲掐進了掌心。
她希望愛爾蘭獨立，希望愛爾蘭人能自己決定自己的命運。
但她不認為炸酒館、炸火車站、炸郵局是解決問題的辦法。
因為那些被炸死的人——酒館裡的女招待、火車站裡趕路的商人、郵局裡分揀信件的工人，他們不是英國的國王、首相或者議會。
他們跟她父親、跟她母親、跟她自己一樣，只是在這個不平等的世界裡艱難活著的普通人。
她曾經在一張從美國寄來的芬尼亞兄弟會宣傳單上讀到一句話：“每一個英國人的傷亡都是愛爾蘭自由的代價。”
她想，愛爾蘭應該自由，但自由不應該用無辜者的血來換。
她不知道該怎麼跟別人說這些話。
在利物浦的碼頭區，說“芬尼亞兄弟會做得不對”會被一些人罵“叛徒”，說“愛爾蘭應該獨立”會被另一些人罵“鬧事”。
兩邊都不討好。
布里奇特閉上眼睛。
她不支援芬尼亞兄弟會的暴力，但也不認為英國人對愛爾蘭做的事就是對的。
......
伊迪斯從倫敦處理完報刊事務回來突然想去聽一堂課。
不全是為了考察教師水平，也是因為她也想聽聽自己的學校到底在教什麼。
她隨機找了一個教室，從後門悄悄進去。
華萊士小姐正在黑板上寫板書，看到她進來，微微點了一下頭，沒有中斷講課。
伊迪斯在後排靠牆的空位上坐下。
這節課講的是英國與愛爾蘭的關係。
華萊士小姐講得平實而剋制，沒有多少情緒。
她只是把一份一份的資料擺在學生面前：1845年到1850年間，愛爾蘭向英國本土出口了多少小麥、多少燕麥、多少牲畜，與此同時，愛爾蘭本地有多少人死於飢餓和熱病。
她甚至引用了當時英國財政部的會議記錄。
伊迪斯坐在後排，不知覺間聽入了迷，忽然覺得胸口發悶。
她想起自己前世在課本上學到的那些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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