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9月1日，早上八點。
熟悉的軍綠色吉普車，停在衚衕口一百米開外的路邊，熄了火。
凌和平坐在駕駛座上，胳膊搭在車窗沿上，目送齊薇薇牽著丹丹的手往前走。
衚衕裡已經熱鬧起來了，到處是揹著書包的小孩子和送學的家長，嘰嘰喳喳的聲音像一鍋煮開的粥。
齊薇薇牽著丹丹的手，站在東方紅小學門口的入學隊伍最末尾。
丹丹的手心有點潮，攥著齊薇薇的食指攥得很緊。
她仰起頭，兩隻眼睛亮晶晶的，聲音壓得低低的，帶著六歲小孩特有的那種鄭重其事：
“媽媽，小學的老師兇不兇？”
“不兇。”齊薇薇彎下腰，把丹丹額前的碎髮撥到耳後，“跟託兒所老師一樣好。”
丹丹鬆了口氣，又想起什麼，拽了拽身上的新衣服：“媽媽，這衣服洗過一水了，不會被人說了吧？”
齊薇薇心裡一酸，臉上卻笑著：“不會。你看，大家都穿這樣的。”
她直起腰，目光掃過四周。
東方紅小學門口的這條街上擠滿了來報到的學生和家長。
孩子們揹著各式各樣的書包——軍綠色的帆布包洗得泛了白，藍布書包磨破了角，還有幾個背的是碎布拼的花書包，針腳歪歪扭扭，一看就是家裡大人手縫的。
沒有一個背新書包的，最好的那個也不過是半新不舊，書包蓋上隱隱約約還能看到上一任主人用鋼筆寫的名字，被磨得只剩半個偏旁。
齊薇薇低頭看了看丹丹身上背的小綠書包。
那是二姐齊玲玲用自己當年上學時的書包拆了改的，尺寸縮小了一圈，肩帶截短了兩寸，書包蓋上原本磨破的那塊被齊玲玲用一塊同色的布頭補上了，針腳細密得幾乎看不出來。
丹丹一個，茜茜一個，姐妹倆揹著一模一樣的書包，茜茜那個還鎖在家裡衣櫃裡，等著明年上託兒所再用。
齊薇薇本來要給丹丹買新書包的。
工業部內部供銷社裡有滬市來的樣品，帆布厚實，拉鍊順滑，書包蓋上印著“好好學習”四個紅字，好看又結實。
她拿回家給丹丹看，二姐瞥了一眼就攔住了。
“新的太打眼。”
齊玲玲把她摁在椅子上，手指點著書包上那四個嶄新紅字，
“你看看衚衕裡誰家孩子背新書包？你讓丹丹揹著這個去學校，頭一天就得被人惦記上。咱丹丹本來就長得這麼好看，再穿金戴銀的，你這不是疼她，是害她。小紅星託兒所那次的事，你忘了？”
齊薇薇沒忘。
小紅星託兒所的事她這輩子都忘不了。
那時候她剛把丹丹和茜茜從魯省接回來，恨不得把世界上所有好東西都堆到閨女面前。
丹丹和茜茜穿著嶄新的的確良碎花裙子、紅皮鞋，揹著嶄新的小書包去託兒所，結果，那個殺千刀的老師，就因為這個針對姐妹倆，給她們扣了“資產階級作風”的大帽子，讓她們在教室門外罰站半個多學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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