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晚上，崔寶純坐在旅社的破床上，屋裡沒有暖氣，冷得厲害。他從地上摸到一瓶酒，擰開蓋子灌了幾口。然後把酒瓶摔在地上，玻璃碴子濺了一地。
他罵了一句：“做生意這玩意兒，不適合我。”
這句話說得很不負責任，做生意本來就是有賺有虧的。崔寶純沒有說“我下次要小心”，沒有說“我得學學怎麼判斷行情”，沒有說“這行幹不了我換一行，但還是要幹正經買賣”。
但他說的不是生意本身怎麼樣，而是“不適合我”。他否定的是“正經做生意”這條路的可能性，對這個行當，對他自己，都是。
也就是這第二次倒木材的失敗，在他心裡種下了一顆種子：靠正經路子賺不了大錢，賺大錢得靠別的。
具體靠什麼，他當時可能還沒有想清楚。但從那一刻起，他不再是一個想做正經生意的人了。
倒木材失敗之後，崔寶純沒有回康屯，他覺得沒有臉回去。父親給了他兩千塊錢讓他出來闖，他不但沒闖出名堂，還把本錢賠了個精光，欠了一屁股債。他要是這麼回去，父親會說什麼？屯子裡的人會怎麼說？
他不甘心。
他聽人說，南方有個地方叫廣州，全國的人都往那裡跑。那裡的機會比長春多十倍、一百倍。誰去了都能掙到錢。崔寶純於是決定去廣州。
一九八六年前後，他坐上了南下的火車。
從東北到廣州，火車要走好幾天。車廂裡擠滿了人，有的去打工，有的去做生意，有的跟他一樣，說不清楚自己去幹什麼，只知道南方有錢賺。
崔寶純擠在人群裡，聽著周圍的人操著不同的口音聊天，有人說廣東那邊廠子多，一個月能掙好幾百；有人說在廣州擺個攤，一天就能掙一個月的工資；也有人說那邊亂得很，什麼人都有，去了要小心。崔寶純默默聽著這些人的話，把它們記在心裡。
到了廣州，他從火車站出來，站在廣場上，抬頭看天。
天是灰的，空氣是溼的，熱烘烘地往臉上撲。
廣場上全是人，黑壓壓的一片，拖著行李的、扛著麻袋的、抱著孩子的、蹲在地上抽菸的。什麼人都有，什麼口音都有。一個瘦高個從他身邊擠過去，胳膊肘撞了他一下，連頭都沒回。
崔寶純站在那裡，看了很久。
康屯的街上，一天也見不到這麼多人。長春火車站的廣場上人也多，但跟這裡不一樣。這裡的人好像都在趕路，都急，都忙，都趕著去什麼地方。
他不知道該往哪邊走。
後來他在廣州找了一個城中村住了下來。房租不貴，一個月幾十塊錢，一間幾平米的出租屋，水泥地面，一張木板床，一個水桶。
同住在這棟樓裡的，有湖南來的、四川來的、湖北來的，都是來打工的。崔寶純跟他們不一樣，他不打工。他來廣州是想做生意的。
他在市區租了一個小門面，掛了一塊牌子，做起了買賣。具體做什麼，史料沒有詳細記載，只說他“打著做生意的招牌”，忽而掛出“天津進出口公司廣州辦事處”的旗號，忽而變成“四川省成都市殘聯天府實業總公司”的幌子。
這些招牌是怎麼掛出來的，那時候他做的是什麼生意，已經無從考證了。但可以確定的是，結果跟長春一樣，不到兩個月，他賠光了所有的本錢，還欠下了新的外債。
錢賠光了，債主開始追他。崔寶純從出租屋搬到了更偏僻的地方，又從那裡搬到了工棚。
他每天在街上游蕩，不敢回住處，怕被債主堵到。沒錢吃飯的時候，就去工地打零工，搬磚、扛水泥，掙一頓飯錢。
他混跡於廣州火車站、天橋、批發市場，跟同樣落魄的人混在一起。
廣州火車站，那時候已經有了“春運”的概念。南下的民工潮一波接著一波，剛到廣州火車站的外地人，一時無法確定具體的走向，便停留在了火車站周圍。
有些人找到了工作，有些人沒找到。沒找到工作的人，有的睡在天橋底下，有的混在車站廣場上。崔寶純跟這些人混在一起，聽他們講自己的故事。
有人被騙了，有人被偷了，有人被人打了。崔寶純聽著，心裡那點“做生意”的念頭，一點一點地冷了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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