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年2月16日，段國誠在岳陽殺死最後一名受害者的時候搶走過一部手機。
他當時並不知道，這部手機將成為鎖定他身份的關鍵。
岳陽警方在偵破過程中，從這部被搶的手機入手，透過技術手段鎖定了段國誠的身份。
不是DNA，不是指紋，不是監控，在那個年代的普通地級市，這些手段要麼不存在，要麼無法在短時間內發揮作用。正是那部被搶的手機，成了最直接的線索。
原來段國誠在作案一段時間後用這部手機打過電話給一個做假身份證的“牢友”，而警方一直在監控這部被搶走的手機。這個動作，成了他整個犯罪生涯中最低階、也最致命的一個失誤。
透過找到那名“牢友”，岳陽警方迅速查明瞭段國誠的底細：1973年出生，湖南嶽陽人，13歲進少管所，18歲因搶劫被判刑五年，出獄後在父親單位工作過，後來消失。岳陽市公安局隨即發出全國通緝令。
通緝令上註明的特徵如下：身高1.72米，分頭，方臉，小眼，體胖，膚白，左腹部有術後疤痕。性格內向，為人兇狠。
這些特徵將成為後來破案的關鍵。
2001年6月12日，岳陽警方在宜昌調查時，見到了武漢警方的協查通報，頓時感覺到武漢發生的系列殺人案的作案手段與岳陽相似。
於是岳陽民警連夜從宜昌趕往武漢，兩地警方相互通報了各自案件的情況。
武漢方面此時已經因為“5·7”系列案件成立了40人專案組，正在全力排查，獲得岳陽警方的情報後，武漢專案組意識到，他們正在追捕的“紅衣殺手”，很可能就是岳陽警方通緝的段國誠。
武漢專案組於是將段國誠的體貌特徵與目擊證人的描述進行比對。5月9日糧道街的劉女士在辨認照片時脫口而出“就是他”。一位在6月3日起義街案中見過嫌疑人的目擊者也確認了相似特徵。
兩地警方的資訊開始合流。
2001年6月15日，武漢市公安局向全市各派出所、各旅館、各出租車公司發出內部通報，將段國誠的體貌特徵通知到基層。
通報的內容很簡潔：段國誠，湖南嶽陽人，身高1.72米左右，分頭，方臉，小眼，體胖，膚白，左腹部有術後疤痕。他化名“胡成”，可能持有通城縣假身份證。此人涉嫌在岳陽、武漢兩地連續作案，極度危險。
通報發到基層後，各派出所開始對轄區內的小旅社、招待所進行地毯式排查。武漢是個上千萬人的大城市，光是武昌區就有數百家小旅館。每家旅館的登記本都要翻，每個住客的身份都要核。
收銀員、前臺、保潔員——這些平時最普通的人，成了排查網路的關鍵節點。專案組告訴他們：如果一個住客的體貌特徵和通報上對得上，立即打電話。
通報發出去的時候，沒人會想到，破案的關鍵，最後會落在一個招待所的收銀員身上。
段國誠當時並不知道通緝令已經發到了武漢，但他還是感覺到了危險。
所以6月3日之後，他停止了作案。這不是因為他良心發現，而是因為他發現巷子裡的巡邏密度增加了。他白天睡覺的時候，旅館外面偶爾會有警車經過。他夜晚出門時，開始覺得有人在看他。
他的恐懼改變了形態。在岳陽的時候，他害怕的是女人的尖叫。在武漢的時候，他害怕的東西變成了一種更模糊、更無處不在的東西——怕被別人注意。
於是他越來越頻繁地更換住處，越來越不敢在一個地方停留太久。他身上那張“胡成”的假身份證已經被磨出了毛邊。他在深夜的巷子裡行走時，開始注意身後的腳步聲。他開始覺得有人在跟蹤他。
2001年8月初，段國誠搬進了武昌719招待所。
這家招待所在首義路附近，離他經常活動的糧道街、紫陽路都不遠。他選擇了這裡，可能是因為它不起眼——一棟舊樓，幾層客房，前臺只有一個收銀員。他在登記本上寫下了“胡成”這個名字，出示了那張已經磨出毛邊的假身份證。
招待所的收銀員是一個普通的中年女人。她值夜班，白天休息。她的工作很簡單：登記住客資訊，收錢，給鑰匙。她不知道段國誠是誰，不知道“胡成”是假名，不知道這個人手上沾著十幾個女人的血。
但她看過那份通報。
通報貼在招待所前臺下面的抽屜裡，她的上級告訴她：如果一個住客的體貌特徵和通報上對得上，立即打電話。她一開始並沒有太在意。每天來來往往那麼多人，誰會去注意一個普通的住店男人？
但8月13日上午，當她翻看登記本的時候，她注意到了“胡成”這個名字。她想起通報上說的“可能持有通城縣假身份證”的人似乎也叫“胡成”，想起“身高1.72米左右，分頭，方臉，小眼”這些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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