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〇〇一年八月十三日上午十一時左右，武昌首義路派出所的民警趕到武昌 719 招待所，推開了 311 房間的木門。
這棟招待所由舊居民樓改造而成，房門是老式的木質結構，門鎖早已鬆垮，民警稍一用力便將門推開。
屋內窗簾緊閉，光線昏暗，只有床頭一盞小燈散發著微弱的光亮。
當時段國誠正坐在床沿，身上只穿一件背心，下身配深色長褲，面朝正在播放的電視機。
聽見房門響動，他抬眼望向門口，見到衝進來的民警他沒有試圖反抗，也沒有衝向窗邊試圖逃跑，只是安靜坐在原處，注視著闖入房間的民警。
辦案人員迅速進入屋內將他控制，隨即展開現場搜查。
很快，偵查人員從他床墊下搜出那張化名 “胡成” 的假身份證，卡片邊緣已經被反覆摩挲得字跡模糊；同時起獲那把作案刀具，刀柄佈滿長期握持留下的磨損痕跡。
此外，民警還在他的房間內搜出兩隻女式手提包，一隻系武漢案件受害者的遺失物品，另一隻來自岳陽的案發現場，包內留存著女性的錢包、化妝品與成套鑰匙。
偵查員掀開段國誠的上衣，一道術後疤痕赫然出現在他的左腹部。通緝令上記錄的體貌特徵，在此刻一一得到印證：身高一米七二，分頭，方臉，小眼，體態偏胖，膚色偏白，加之這道腹部疤痕，所有線索全部指向眼前這個人。
民警在現場又緊急核實他的身份，段國誠沒有編造謊言進行抵賴，很快便坦然承認自己就是段國誠。
他這份異乎尋常的配合，讓親歷抓捕的民警頗感意外。
至此這個製造岳陽四十餘起惡性案件、在武漢掀起 “紅衣殺手” 恐慌，令武昌女性入夜不敢獨行的兇犯，正式落網。
他落網之時，只是一個衣衫隨意、守著一臺低音量電視機觀看節目的普通男人。
他既沒有追問警方從何處查到自己，也沒有發出早已預料結局之類的感慨。被帶出房間之前，他朝窗簾遮蔽的窗戶望了一眼。
窗外，便是他四個多月來無數次潛行穿梭的窄巷，巷道路燈稀疏，民居密集，無數個罪惡的夜晚，他就在這片街巷之中尋覓獵物。
上午十一點多，段國誠被兩名民警夾持著走出 719 招待所。戶外陽光明媚，街道上行人往來，他身著一件普通短袖，看上去如同一名配合調查的普通市民。
途經前臺，他瞥了一眼站在櫃檯後的中年女收銀員，他不知道正是她的那個舉報電話導致了他的落網。
段國誠被押上警車，車門重重閉合。隔著車窗，他最後望了一眼武昌的街景。
自二〇〇一年三月底從岳陽逃至此處，四個多月時間裡，首義、糧道、紫陽一帶的背街小巷，遍佈過他的足跡，也浸染過受害者的血淚。自此，他很快將徹底離開了這座城市。
抵達首義路派出所之後，審訊工作即刻啟動。
審訊初期，段國誠態度十分配合，如實供述了自己的姓名、籍貫、年齡與家庭住址，依次交代了在岳陽、武漢兩地全部作案經過。
敘述案情的時候，他語氣平淡，非常配合審訊人員的提問。
審訊人員發問：“你知道我們為什麼抓捕你嗎？”
“知道。” 段國誠回答。
“是什麼原因？”
“我殺了人。”
當被問及行兇動機，他最初只給出一句回答：“我控制不住。”
再進一步追問控制不住什麼，他便陷入沉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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