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個年代的國際銀行系統可沒有計算機聯網。
跨境匯款靠的是電傳打字機和紙質電報。
一筆錢從香江匯到巴拿馬，香江這邊存一張電底單，巴拿馬那邊出一張入賬通知書。
要追查整條鏈路，需要同時調取三家銀行的原始記錄，而這需要跨司法管轄區協調，至少要走到外交照會層面。
而這，還只是停在紙面上的流程；現實中因資訊不對稱和法律壁壘，幾乎追查不到終點。
趙立冬還是有兩把刷子，他是真的按照李佑林提出的模糊想法，然後被他找出這麼一條路徑出來，看來是真的下了功夫。
趙立冬得到李佑林鼓勵的眼神，繼續往下說道：“關於收購歐洲資產的身份問題。
南華的公司不能直接出面收購英國和歐洲的工廠礦山，除了在上述地區註冊殼公司以外，
還需要在瑞士和列支敦斯登設立匿名賬戶與匿名信託，作為最終的受益人載體。”
“列支敦斯登雖然沒有英國、法國知名度高，但法律健全——它從1926年就把信託制度寫進了《個人與公司法》，是歐洲大陸第一個引入信託法的國家。
委託人把資產轉入信託之後，對外只顯示律所或受託人的名字，委託人資訊受法律保護，除非涉及刑事訴訟，否則不強制披露。
我們南華作為實際受益人，身份自然而然隱去。瑞士的編號賬戶雖然保密性好，但收購實業資產時總得有人簽字，光靠一個編號不行。
兩者搭配起來——瑞士管資金存放和走賬，列支敦斯登做收購主體的法律外殼。到目前為止，這套組合是合理的。”
他說到這裡，又翻了一頁：“我手上還有一批沒有被啟用的舊身份。
是50年前後在法屬印度支那流通的一批舊法郎買下來的，這些人的身份，是幾個戰後不願意回歐洲的法國軍官。
他們直生活在南華，我們利用他們的身份，在香江和巴黎註冊了許多公司。”
在場的人裡，胡文謙和陳濟川對視了一眼。
他們平時管錢，知道資金安全有多重要，但趙立冬說的這套手法，已經超出了他們日常經驗的邊界。
這已經不是簡單的“做假賬”或者“資金來源不明”。
這是在國際金融體系的縫隙裡，專門找到那些沒人看見的角落，然後站在角落裡開槍。
林兆和把筆放下，抬頭看了趙立冬一眼。
林兆和在波士頓學貨幣理論時，教授從沒講過這種組織設計。
課堂上的中央銀行只有公開市場操作，沒有三圈隔離。
課堂上的國際金融只有佈雷頓森林體系、固定匯率、貿易平衡。
此時此刻，他意識到一件事：真實世界的國際金融，跟教科書不一樣。
教科書假設所有玩家都在同一套規則下做交易，但現實是，最會玩的人從來不在棋盤上。
李佑林接過話頭，接下來的要求讓在場的人都有些震動。
因為接下來他要講的已經不單單是“嚴管”的範圍，而是把冷戰時期情報界都不一定成體系的做法，直接植入到了一級金融部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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