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泰因布呂克重重地靠回椅背，檯燈的光爬上來一點，照到了他的下半張臉。
“我們也不該掏。”
在找到了足夠充分的藉口之後，德國財政部長的聲音以一種可見的速度重新武裝了起來。
“這場癌症本來就是他們華爾街搞出來的。那個叫遠星的基金，鑽了我們監管體系的空子，在我們的市場上惡意做空。現在美國人自己內部搞了點利益輸送式的賬面遊戲，就想讓我們歐洲的納稅人，去填這個幾十億歐元的真窟窿？”
“荒謬絕倫。”
他做出了定論，“我們不是在跟盟友一起處理一件麻煩事。我們是在被一個大洋對面的滑頭，逼著替他的賭局買單。”
“我不會替他買單。”
書房裡那半張臉上的表情，已經從兩個小時前的篤定、二十分鐘前的惱怒，凝固成了一種更危險的。一個政客在把自己的立場，往民意的、民族主義的、無可指摘的方向澆築成鋼筋水泥之前，最後那一點點的、正在消失的猶豫。
在這場迅速達成的、義憤填膺的自我合理化裡，蘇黎世那個光線柔和的方格，始終沒有出聲。
讓-皮埃爾·羅斯雙手交疊放在桌上，從會議接通到現在，一個字都沒說過。他看著螢幕裡那幾個正在批判美國人“耍滑頭”的歐洲同僚，眼瞼極輕地垂著。
德國有它的機床和汽車，可以硬扛。英國有它殘存的帝國餘威，可以躲在後面。法國有它的歐洲理想，可以拿來當旗幟。
這三家在過去兩個小時裡，把所有的賭注都壓在了同一個假設上——保爾森會跟他們站在一起。現在這個假設塌了，他們正在承受認知崩塌，正在手忙腳亂地給自己找一個新的立足點。
但是瑞士不是歐盟成員，瑞銀的資本結構也不套用他們那幾個轄區的框架。他從一開始就有一道天然的、可以隨時抽身的縫。此刻他要做的，不是跟著這三個人往民族主義的鋼筋水泥裡跳，而是把那道縫，安安靜靜地保留住。
他抬起頭，第一次主動開口。聲音不大，甚至溫和，帶著日內瓦人那種慢條斯理的、公事公辦的禮貌。
“各位。時間不早了，我想我們都需要請示各自國家更高一級的決定，這是必須的程式。”
“不過瑞士這邊情況比較特殊。我們不是歐盟成員，瑞銀也不完全適用你們幾位轄區的聯合框架。所以關於接下來可能採取的、更強硬的行動，我恐怕暫時不能替瑞士承諾任何東西。”
“我需要先回去，跟聯邦委員會通個氣。”
這段話說得滴水不漏。它不反對任何人，不拒絕任何方案，甚至體貼地表達了“理解”和“通氣”的善意。
但六個格子裡的人，或多或少，都從這段話裡聽出了一點置身事外的味道。
只是此刻，沒有人有心思去深究這股瑞士風味的圓滑。因為柏林、倫敦、巴黎三個格子裡的人，腦子裡都被同一件更讓人頭皮發麻的事情佔滿了——
天亮之前，他們必須去敲開各自總理、首相和總統辦公室的門。
他們要告訴最高層：美國人滑頭地脫身了。而我們，是掏出根本掏不出的現金去認賬，還是——在全世界的注視下，去當那個唯一掀桌子的人。
這個決定，已經不是財政部長和央行行長能拍板的了。它需要一個只對選民負責的人，來簽下自己的名字。
“散會吧。”
施泰因布呂克伸手去關自己那一端的裝置，動作裡帶著一種即將在國內展開另一場搏殺的遲鈍，“各自請示完，我們再決定怎麼對外發聲。”
“記住一件事。”他在畫面熄滅之前，最後說了一句。
“從明天早上開始，我們做的任何決定，都不再是“跟美國一起”了。”
“我們只能靠我們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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