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話結束通話了。
那聲輕微的、乾脆的忙音，從法國經濟財政部長桌上那部開著擴音的電話裡傳出來，飄進了六個方格。
然後是很長的、沒有人說話的時間。
拉加德手裡那支鋼筆，筆尖始終沒有落到紙上。她看著那份攤開的檔案，看著“統一立場”那一行旁邊那個她原本準備畫上去的、現在永遠不會畫上去的勾。她臉上那副從會議開始就沒有褪去過的、有備而來的從容，正在一寸一寸地從五官上退下去。
最先出聲的是柏林。
“優先股。認股權證。”施泰因布呂克短促地笑了一聲，那笑聲裡沒有一點笑意。檯燈只照著他半張臉，那半張臉上的表情，已經不是剛才那個篤定的召集人了。
“我明白了。漢克·保爾森不是為了什麼狗屁的契約精神。他是找到了一個不用掏現金的滑頭辦法。”
“他怕了那個年輕人？”達林在倫敦那個昏暗的格子裡皺起眉。
“他不一定是怕。”
接話的是阿克曼。德意志銀行的CEO這一夜說話一向像在唸季報，此刻也是。
“保爾森是在用高盛和大摩未來的股權，去堵現在的窟窿。這是賬面遊戲，不需要立刻動用流動性。對華爾街來說，只要能活過今天，稀釋多少股權都無所謂。反正稀釋的是股東的，不是他們自己口袋裡的現金。”
他停了一下。
“問題是，我們學不了。”
“你說清楚。”施泰因布呂克皺了皺眉。
阿克曼沒有直接回答，桑茨接過了話頭。
“因為高盛是純粹的私營機構。”桑茨說，“它想怎麼稀釋自己的股權，是它自己的事，沒人管得著。”
“但蘇格蘭皇家銀行不行。”
他的聲音硬了起來。“RBS現在靠英格蘭銀行的隔夜工具在呼吸。它本質上已經是一家被英國納稅人託底的、半國有化的銀行。我現在要是學保爾森，把這樣一家銀行的優先股、把它董事會的話語權，大把大把地送給一個二十六歲的美國投機者——就為了了結一筆在流動性枯竭時產生的、荒謬的期權——”
“下議院會把我活著生吞。”
“巴克萊也一樣。”
達林接了下去，聲音疲憊但篤定，因為這個方向讓他終於有了可以說出口的理由。
“它的資本結構和股東要求，根本不允許在這個時候接受那種苛刻的債轉股。保爾森那套吸血鬼一樣的優先股方案，在美國的土壤上能活，在歐洲落不了地。”
方格里出現了一陣短暫的、幾乎稱得上是鬆了口氣的沉默。
因為他們找到了能讓接下來他們準備做的事情聽起來像“我們受制於客觀條件”、而不是“我們想”。
打破這陣沉默的是拉加德。她終於放下了那支懸了很久的鋼筆。
“所以，保爾森給自己找了一條不用掏現金的退路。”
她說，那種惱怒此刻沉澱成了一種冰冷的清醒，“但他把我們架在了火上。”
“如果美國人用股權“體面”地解決了債務，那全世界就會盯著我們看。因為我們給不出股權。我們要是認賬，就只能真金白銀地掏現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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