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盛頓時間晚上十一點二十三分，漢克·保爾森正準備離開辦公室。
他已經把風衣搭在了手臂上。這是他這一週裡第一次能在午夜之前離開財政部。TARP死了，但好在新冒出來的危機被那個年輕人和一份債轉股協議釘住了，剩下的事，明天再說。他甚至有那麼一瞬間的、久違的空落。
不湊巧的是，桌上的加密電話響了。
他看了一眼來電顯示。海外線路。一串以00開頭的號碼。
他本可以不接。他已經把手搭在了門把上。但職業本能讓他退回來，拿起了聽筒。
“保爾森。”
“漢克。”
那個聲音他認出來了。帶著法語底子的、圓潤的英語，即便隔著大西洋和加密線路的電流，也聽得出那種被精心保養過的從容。
“克里斯蒂娜。”他把風衣重新放到了椅背上。
“你那邊現在……”
“凌晨五點半。”拉加德說，“我為這個時間道歉。但我想你會理解，為什麼是這個時間。”
保爾森沒有說話。他知道“我為這個時間道歉”後面，跟著的從來不是道歉。
“我們剛剛開完一個會。”
拉加德說，“德國、英國、法國、瑞士。財政部，還有幾家央行。約瑟夫·阿克曼也在。”
“關於那批期權？”保爾森問。
“關於那批期權。”
拉加德確認了，她的聲音裡有一絲幾不可察的鬆動——她把保爾森這句直接的接話，理解成了默契，理解成了同一條船上的人不需要繞圈子的那種默契。
“漢克，我就不跟你重複那些數字了。你們那邊的數字，我猜比我們還大。”
“高盛。”她說，“還有摩根士丹利。花旗。對吧？”
保爾森站在辦公桌旁，沒有坐下，等著對方繼續說下去。
“我們達成了一個共識。”
拉加德的語速平穩，帶著一種把結論一步步鋪開來的耐心。
“今天下午發生在紐約和倫敦的那些價格，是在交易所停盤、流動性枯竭的情況下產生的。它們不是公允價值。我們認為，它們不應該成為結算的依據。”
“我們準備聯合認定這個價格無效。凍結結算，約束各自轄區的銀行不要再進行無序對沖，等市場恢復正常之後，重新估值。”
她停頓了一下。
這個停頓是留給保爾森的。是留給他說“我們也是這麼想的”的。
“漢克，”
拉加德說，語氣裡第一次帶上了一點點、恰到好處的、盟友之間的懇切，“我們需要跟美國統一立場。你我都清楚，如果只有歐洲這麼做，而美國的銀行照付，那我們就成了唯一賴賬的一方。這對誰都沒有好處。這些合約的管轄法院在紐約，最終還是要靠你們那邊站在一起，這件事才能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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