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盛頓時間，上午八點十分。財政部長辦公室。
保爾森一隻手拿著話筒，另一隻手在桌上那堆檔案裡翻找著昨天關於貨幣市場基金的擔保草案。他的肩膀鬆弛了一些，沒有了昨天下午那種繃成一塊石頭的僵硬。
“我不管你用什麼理由，”
他對著電話那頭說，語速很快，但中氣很足。
“告訴那些議員，我上午十點去見他們。是，我知道他們昨天剛投了反對票，但那是昨天。今天他們要是還不見我，那我就讓記者去問問他們，是不是打算讓美國的退休基金在週末前全變成廢紙。”
他掛了電話，把那份草案抽了出來。
胃裡那條已經咬了他整整一週的毒蛇，今天早上安靜了。他其實昨晚睡得不太好，早飯也吃的潦草，還喝了一杯黑咖啡，但他覺得自己現在能出去跑個五公里。昨天那種“都崩了吧、都去死吧”的、被徹底掏空後的虛無感，不知怎麼就散了。
局勢其實並沒有變好。國會還要重新投票，那些被凍結的商業票據還沒解凍，他手裡依然沒錢。但他的狀態變了。
他又看了一眼手邊那張紙。
那是一封打印出來的信。是從遠星的郵箱裡直接傳過來的。他約莫七點就提早看到了這封信。
在這過去的一個多小時裡，這張紙一直放在他手邊。他打電話的時候，看報告的時候，聽助手彙報的時候，手指總是不自覺地在這張紙的邊緣摩挲。紙的右下角已經被他搓得起了一層細細的毛邊。
信裡的每一段他都能背下來了。尤其是第三部分。
“在這個國家的金融體系距離全面崩潰只有幾個小時的那些夜晚，這兩個人沒有離開他們的崗位……不管結果如何，這種勇氣值得被承認。”
保爾森的目光又一次落在這句話上。這是他今天早晨不知道第多少次看這句話了。
他不是一個虛榮的人。到了他這個年紀和位置，幾句好聽的話根本打動不了他。甚至布什總統對他這麼說，他恐怕只是無奈的笑笑。
但這句話不一樣。說這句話的人，是昨天晚上在談判桌上把他逼到牆角、逼著高盛和大摩簽下城下之盟的人；是一個從頭到尾冷眼旁觀，並且精準預言了一切的“先知”。
昨天，他被國會和民眾罵成了“華爾街的內鬼”，覺得自己這輩子的清譽毀於一旦，甚至準備好要在史書上背起這口黑鍋。而今天早上，這個唯一一個戰勝了華爾街的年輕人，站在全球媒體的聚光燈下，用一封註定會被後世反覆引用的信，告訴全世界：保爾森不是內鬼，他只是在一個不可能的困境裡，做了他該做的事。
這就夠了。太夠了。
他不需要國會那幫傻逼的理解了，也不需要街頭那些抗議的烏合之眾的理解了。只要這封信在，只要歷史上有人留下過這樣一句公道話，他就可以繼續去當那個捱罵的財政部長，繼續去國會山求爺爺告奶奶，甚至再去下一次跪，也無所謂。
桌上的加密紅線響了。
這是三巨頭的晨間例會專線。保爾森清了清嗓子，拿起聽筒。
“本。蒂姆。”
“漢克。”
伯南克的聲音先傳了過來。美聯儲主席的聲音裡，帶著一種極少見的、乾巴巴的笑意。“我剛才看完了遠星那封信。看來，我們今天不用馬上印那兩萬億的基礎貨幣了。標普盤前反彈了十個點。”
“是啊。”保爾森靠在椅背上，嘴角忍不住浮起一絲連他自己都沒察覺的弧度。
他知道伯南克接下來要說什麼，他甚至有點半推半就地期待著。
果然，伯南克在電話那頭頓了一下，帶著一種老戰友間久違的調侃語氣問：
“漢克，你昨晚在電話裡，到底答應了那小子什麼條件？你是不是把高盛的控制權直接送給他了？不然他怎麼會在這封信裡，把你寫得像個拯救世界的孤膽英雄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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