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色保密電話響了，是美聯儲那邊的線，保爾森伸手接起來。
“漢克。”
伯南克的聲音。
“你看了？”保爾森問。
“看了。”
電話那頭安靜了兩秒鐘。
“我今天上午做了什麼，你知道嗎。”
伯南克開口了，但他的語氣不高也不激烈，反而帶著一種疲憊，“我和特里謝通了兩次電話。歐洲央行那邊要求把美元互換額度再往上提。”
“提多少？”
“他們沒給具體數字。他們希望下一步是“無上限”。三五千億不夠他們用的。”
保爾森沒有說話。
“我們已經把額度提到了三千多億，”伯南克嘆了口氣，“上週還在往上加。漢克，你知道那些美元最後流到哪裡去了嗎？”
“歐洲的銀行。”
“對。流到那些在美元融資市場上有鉅額缺口、借不到一美元、如果沒有我們這條管子明天就會爆掉的歐洲銀行。”
伯南克頓了一下。
“包括法國的那幾家。”
保爾森靠在椅子上，看著天花板。
“包括法巴。”伯南克說。
電話兩頭都安靜了幾秒鐘。
“我不知道該說什麼。”
伯南克的語氣裡沒有保爾森那種外顯的惱火，而是帶著一種沉悶的不爽。一個學者主席此刻正在用美聯儲的資產負債表給整個西方的銀行體系撐著一口氣，每天睡三四個小時，和各國央行的行長一個一個地協調額度、協調時點、協調技術細節。
“我們在給他們的銀行輸血，”伯南克撥出一口氣，“而他們的總統在電視上說，是我們毒害了世界。”
“這些人只知道動嘴皮子，漢克。他們連美元互換是怎麼運作的都不清楚。”
保爾森握著話筒，沒有立刻回答，這不完全是泛泛的美國和歐洲的問題，而恐怕是技術官僚和政客之間的問題。政客們只需要在電視上眉飛色舞的表演，最後擦屁股的全都是他們這群技術官僚。
不過他忽然想到了另一件事。
就在幾天前，他親自協調了那件事——高盛和摩根士丹利，在那筆場外衍生品上認了賬。把債務轉成優先股，附認股權證，白紙黑字簽了協議，然後照付。
而歐洲那邊呢？
保爾森想起了拉加德那通電話。想起了施泰因布呂克他們湊在一起、想拉著他一起認定那個價格無效的那個凌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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