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錯在“規模”這個尺度本身。”
陸澤說,“不應該去算損失有多大。應該去算,損失相對於這些機構真實的普通股權資本,是多大的比例。”
周行長的神情微微變了一下。
“投行的槓桿是多少?”
陸澤像是在反問,又像是在引著對方往下走,“危機前,貝爾斯登、雷曼、美林這些機構的槓桿大約在三十倍上下。三十倍槓桿意味著什麼?意味著資產端只需要重估百分之三多一點,股權資本就被抹平了。”
“所以問題從來不是“損失大不大”。是“資本薄不薄”。”
“在三十倍槓桿之下,一個在絕對規模上完全可控的損失,足以讓一家機構在技術上資不抵債。這就是我三月份看到的第一件事。”
陸澤停了一下。
“但如果只有這一件事,那也還好。資本不夠,去市場上融資就是了,這是一個一次性的、可以計量的問題。”
“真正要命的是接下來。”
他把手放在桌上,一邊說,一邊像是在數著什麼。
“第一步,資本變得不確定。市場不知道一家機構的資本還剩多少,因為它賬上那些東西沒人能定價。”
“第二步,融資方開始保護自己。回購市場上,抵押品折扣提高。昨天你拿一億美元的債券能借到九千八百萬,今天只能借到九千萬,明天可能只有八千萬。注意,這裡沒有人違約,只是折扣變了。”
“第三步,機構突然發現自己借不到足夠的錢了,而它的資產又是長期的、不流動的。於是它只有一個選擇——賣資產,去槓桿。”
“第四步,所有機構同時在賣同一類資產。價格被打下去。”
“第五步,價格跌了,所有持有這類資產的機構都要重新估值,資本進一步被侵蝕。”
陸澤抬起頭。
“然後回到第一步。”
餐室裡沒有人說話,大家都聚精會神的聽著。
“這是一個自我強化的迴圈,行長。它不需要新的壞訊息來推動,它是一個不斷強化的負迴圈。資本不確定導致融資收緊,融資收緊導致拋售,拋售導致資產重估,資產重估讓資本更不確定。”
“每轉一圈,都比上一圈更深一點。而如果說最開始的資本金問題可能沒那麼大,但經歷這樣的迴圈後——”
周行長端著茶杯的手停在半空。
他聽懂了,而且他聽懂的不只是這個迴圈本身。
他在中國處理過大規模的銀行的資本危機——注資、剝離不良資產、股改、上市。
那是一場艱難但清晰的手術:壞賬是存量的、已經發生的,窟窿有多大是清晰的,用國家資本填進去,把壞賬剝出去,事情就結束了。
而陸澤描述的這個鏈條,不是一個等著被填的窟窿。它是一個不斷改變大小的東西。
“還有一件事。”
陸澤繼續說,“美國那些機構的風險模型,都建立在分散化的假設上。不同的資產、不同的地區、不同的信用等級,相關性是低的。所以把它們打包在一起,風險會被抵消掉一部分。評級機構給那些結構化產品打AAA,底層邏輯就是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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