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整個晚上最讓他在意的問題，因為他自己也是監管者。
陸澤想了想。
“行長，我覺得有這麼幾層原因。”
“第一層，就是剛才說的那個尺度問題。他們一直在算損失的絕對規模，而不是算損失相對於資本的比例，更沒有算那個迴圈。在“規模可控”這個框架裡，“可控”這個結論是邏輯自洽的。錯的是框架，不是算術。”
“第二層，他們看不見。”
陸澤徐徐展開，“場外衍生品沒有集中登記，沒有人知道全市場的總敞口在哪、有多大。CDO被切成不同層級賣到全世界，風險被分散到幾千個看不見的角落裡。Level 3資產的估值是機構自己用模型定的，而模型的引數也是自己定的。”
“監管者手裡那些資料裡，這些地方可能都是空白的。”
“而且我想說得更直接一點：這不完全是疏忽。這套體系在相當程度上，是被設計成監管者看不見的樣子的。場外、離岸、表外，每一個字都是為了繞開某一條規則。”
他頓了一下。
“順便說，這也是我的機會來源。我並不比美聯儲掌握更多資料。我只是比他們更早認定一件事：當一個市場大到幾十萬億、而沒有人能說清風險在誰手裡的時候，“看不見”本身就是最大的風險訊號。”
周行長微微點了點頭。
“第三層，”陸澤說，“是激勵。”
“泡沫在吹的時候，所有人都在賺錢。銀行在賺，評級機構在賺，買了那些產品的全球投資者在賺，靠房地產拉動的就業和GDP資料很好看，總統的支援率也很好看。”
“在那個時候，如果一個監管者站出來說這是泡沫、要崩了，他會面對什麼？”
陸澤攤了攤手。
“他會面對所有人的敵意。他會被要求提供證據，而泡沫這種東西，在破之前是沒有證據的。如果他說錯了，如果泡沫又多撐了兩年，他的職業生涯就結束了。而如果他說對了，那他就是那個親手把所有人的飯碗砸了的人。”
“這是一個賠率極差的賭注。所以系統性的結果是：沒有人願意當那個人。”
“格林斯潘有一套很完整的說法，大意是泡沫只有在破掉之後才能被確認，所以央行不應該主動去戳破它。這個說法在學理上可以討論，但它在實踐中有一個非常方便的功能——它讓“不作為”變成了一種專業立場。”
財政部長在這個時候抬了一下眼。這句話他聽懂了，而且聽得很明白。
“第四層。”
陸澤的語速慢了一點。
“他們是這個體系的一部分，不是站在體系外面的裁判。”
“保爾森來之前是高盛的董事長。紐約聯儲和華爾街之間人員的流動，是雙向的、長期的、完全正常的。我不是在說這裡面有什麼不正當的東西，我說的是一件更基本的事——”
“一個在這套文化裡浸泡了幾十年的人，很難對這套文化正在賺大錢的遊戲，產生根本性的懷疑。因為那套遊戲的邏輯，就是他自己信奉的邏輯。”
陸澤停住了。
“所以他們沒有看到風險，有一部分原因是——他們和製造風險的人，共享同一套世界觀。”
餐室裡很靜。
周行長沒有說話，但他的表情告訴陸澤，這四層他全都聽進去了。而且聽進去的方式，恐怕和陸澤說出來的時候不太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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