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8日上午，武漢臨時聯合會議核心成員，聯合中共中央駐武漢代表等聯名通電全國，正式駁斥南昌會議的非法決議。
通電內容從法理、事實兩方面明確要求，滯留南昌的全體中央委員，政府委員即日赴漢履職，全國大小的軍政事務需經由武漢中央批准才有效。
通電一經發出, 湖南, 湖北，江西，廣東等省黨部, 全國總工會，全國農民協會及各地工農團體紛紛通電響應,明確擁護武漢中央，反對總司令擅自改動政府“定都地址”。
南昌總司令部方面迅速被廣州政府等地政治孤立。
“娘希皮，左派這些人，我遲早……”
“總司令慎言…慎言吶，其餘各省黨部以把我南昌孤立，對我進行軍事、經濟制裁，為今之計，恐怕不得不同意他們，將政府遷都武漢的決定了。”
“唉，世人多被矇蔽，他們不過一群拿著筆桿子的人，就連武漢三鎮，那也是我北伐軍用槍打下來的。就憑他們的口誅筆伐，難道說全國就能統一？娘希皮！”
總司令站起身來思考了很久，旁邊的人不敢出聲。
“唉，罷了罷了，為了大局考慮，立刻通電全國，同意中央黨部與國民政府遷都武漢的決定。”
“是，總司令！”
遷都之爭並未因為總司令的妥協而平息，反而激化了中央黨部與國民政府和軍部之間的矛盾，一場遍及南方各省的提高黨權運動，正式開始。
1月中旬，國民黨湖北省黨部、漢口特別市黨部率先發起了提高黨權運動，隨即推向全國，這場運動提出了三大核心口號，主要針對總司令的軍事獨裁傾向發起的權力鬥爭，核心訴求是確立黨指揮槍的根本原則，從法規，制度上限制軍事總司令的權力。
第一條口號為黨指揮槍，明確黨才是革命的最高權力機關，所有的軍隊必須服從黨的領導，軍事決策、將領任免都需經過中央黨部的批准，禁止軍隊越權干預行政、黨務。
第二條更是直指總司令的軍事集團，其口號為反對軍事獨裁，抨擊總司令集軍政大權於一身，北伐總司令部凌駕於黨和國民政府之上，抨擊其獨斷專行，違背了國黨的集體領導原則。
第三條是打倒昏庸老朽，矛頭直指以張靜姜等依附總司令的國幼元老，斥責他們思想保守，阻礙革命，操縱黨權，為軍人集團服務，是革命的絆腳石。
此三條一齣，迅速從黨部擴充套件到了全社會，形成了聲勢浩大的群眾浪潮，國黨各級黨部紛紛召開執黨會議，透過提高黨權決議案，通電擁護武漢中央，各級政府釋出訓令，明確黨政分工，限制軍事機關干預地方行政與財政。
群眾層面，武漢三鎮連續在閱馬場舉行各界群眾大會，會上高呼革命的權利在黨，不在軍人，革命是黨的革命，不是個人的革命，將這場提高黨權的運動推向了最高潮。
其餘各省紛紛響應，相繼舉行大規模群眾集會，全國多刊日報紛紛發表社報，向群眾系統闡述黨權高於軍權的革命原則，抨擊軍事獨裁的危害。
這場運動從法理上確實限制住了總司令的權利，但是也徹底激化了總司令集團與國佐等黨派的矛盾。
“娘希皮,一群只知道伏案寫字的人，也配跟我談這些，如今我兵起三路三十萬眾，盡掃六省八十一縣，革命成功，功勞在我，不在於後方之人，我要清黨，我要另立中央，我才是革命成功最大的功臣！”
與此同時，1927年2月初，白崇禧率領北伐東路軍，主力4萬餘人，自衢州向北開進，打響了杭州戰役。
杭州作為孫傳方五省聯軍在浙江的統治核心，浙江總司令孟昭月收攏了嫡系合計約3萬人，依託富陽，桐廬一線的富春江天然水道，構築了多層防禦陣地，希望憑此扼守浙江門戶，阻擋北伐東路軍繼續北上。
2月11日，孟照月，主動集中兵力向富陽前線發起了反攻，剛改編而來的北伐第26軍周鳳起部抵擋不住猛攻，不得不向後撤退，東路軍前敵總指揮白崇喜，順勢定下了誘敵之計，
讓第26軍繼續在正面固守牽制，拖住孟昭月主力，自己則親率第一軍第1、2師主力，沿著富春江北岸山地進行迂迴，直插桐廬守軍側後要害。
2月15日，迂迴部隊突然向桐廬守軍指揮部發起猛攻，孟昭月部被前後夾擊，他一時無法判斷，北伐軍投入的兵力規模，誤以為大批北伐軍已經渡江包抄而來，驚恐之下倉促命令全軍撤退，聯軍部隊潰散之際，失去了大量的重火力武器。
2月18日，北伐東路軍先頭部隊未遇到大規模抵抗，便進入到了杭州城內，孟昭月帶領浙軍殘兵，沿著滬杭鐵路匆忙向上海方向逃竄，沿途燒殺搶掠，建制混亂。
同一時間，北伐中路軍分長江兩岸向東推進，城前的江右軍推進至了蕪湖一帶，李宗人的江左軍佔領了合肥，除了南京外圍區域外，安徽大部分地區已被平定，北伐軍從西面，南面兩個方向對南京形成了合圍。
2月下旬，孫傳方的五省聯軍只剩下南京、上海兩座孤城，外加蘇北徐州等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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