岑野川一倒，上海地下的抗爭力量，反倒面臨一個難題。
那臺搜刮整座城的機器垮了，可這座城，還沒光復。地下的力量，四處反攻，急需一個能統籌物資的“明面樞紐”——一個能光明正大地經手糧、布、藥，又能不動聲色地，把這些東西，送到該去的地方的招牌。
眾人的目光，落到了長安商行身上。
也落到了我身上。
那一日，幾方力量的人，聚在長安商行的後堂。有地下的老人，有中小商戶的代表，有周慕雲託人捎來的話，還有祁弟那邊的意思。
他們說的，是同一件事——
這副擔子，請顧太太，挑起來。
“顧太太，”一個地下的老者，一字一句，“這些年，長安商行沒關過門。最難的日子，你分出去的米和布，救了多少人；你那條藏在棉布裡的線，牽動過多少條命。這滿城的人，信長安商行。也信你。”
“如今岑野川倒了，可仗還沒打完。”他看著我，“我們需要一個樞紐，一個招牌，把物資統起來，送出去。這個招牌，除了長安商行，沒有第二個。”
後堂裡，靜了一瞬。
我坐在燈下，一動不動。
我知道這副擔子有多重。
從前，長安商行是“自保”的樞紐——我做這一切，先是為阿禾報仇，後是為護住這條線、護住身邊的人。它是暗的，是藏的，是“做小”的。
可他們如今要的，是把長安商行，推到臺前。做一面旗。
一面旗，意味著，我要從幕後，站到最亮的地方。意味著，所有的風險、所有的重量、所有仰賴，都壓到我一個人肩上。
我想起阿禾。想起老陳。想起周慕雲那句“我這條命，用得值”。想起那幾十個孩子。
這條線，是他們用命，一寸一寸，鋪出來的。
我不能讓它，斷在我手裡。
“這條線，”我抬起頭，一字一句，聲音平得像結了冰的江面，卻字字落地，“我扛。”
後堂裡，一靜。
“長安商行，從今天起，不再只是自保。”我站起身，看著這滿堂的人，“它是這座城的一面旗。物資統在這裡，送出去；訊息匯在這裡，傳出去；這滿城還等著天亮的人，靠著這面旗，撐到勝利那天。”
“這副擔子，”我一字一句，“我沈雲煙，挑起來。”
那一刻，後堂裡的人，一個一個，站起身，對我，深深一揖。
那不是對一個商家太太的禮。
是對一面旗的禮。
我受了這一禮。
從阿禾死的那個雨天，到今天。我從一個被叔父賣去上海抵債的落魄書生之女，走成了顧家的當家主母；又從顧家的主母，走成了這滿城的人，都仰賴的——一個當家人。
窗外，蘇州河的水聲，細細的，綿綿的，一如一部書的始終，不急不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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