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張告示，我沒去看。
我知道上面寫的是什麼——“資敵濟匪”“私屯軍糧”“逾期查封拿人”。都是韓世鈞的話術。他要在阿禾的血還沒幹的時候，就把長安商行也一併踩進泥裡，好讓整個上海灘都看清楚：從前那個見賬識人、說一不二的顧太太，如今連自家的招牌都保不住。
他要的是立威。踩死一個孩子立不夠，他還要踩碎一個商號。
“姑娘，”白芍急得直搓手，“這可怎麼辦？三日……三日之後他們就要來抄了。賬冊、貨棧，全都得交出去。”
我坐在書房裡，沒動。
顧承訓卻站了起來。
我抬頭看他。他臉上那層慣常的沉靜，裂開了一道口子——不是慌，是我極少見到的、壓到極處的怒。他望著門外的方向，那雙深井似的眼睛裡，翻湧著某種他一向鎖得死死的東西。
“承訓。”我叫他。
他沒應。
就在這時，院門外又是一陣急促的腳步。這一回來的是林伯年——顧家那個一板一眼、幾十年不動聲色的老管事。他跑得上氣不接下氣，手裡攥著一封拆開的電報，臉色白得像紙。
“少東家……”他的聲音抖得不成樣子，“蘇北……蘇北來的急信。”
顧承訓一把奪過那封電報。
我看著他的眼睛，一行一行往下掃。掃到某一處，他整個人猛地頓住了。
那一頓，比阿禾死時我心口那一沉，還要重。
我從沒見過顧承訓是這樣的。這個在公堂上不動聲色、在生死線上進退自如的男人，此刻捏著那張薄薄的電報紙，指節泛白，手，在抖。
“承訓。”我站起來，走到他身邊，“什麼事。”
他沒有把電報遞給我。他把它攥緊了，攥成一團，閉了閉眼。
再睜開時，那雙眼睛裡的東西，已經從怒，凍成了一片死寂的、深不見底的冷。
“祁弟的學堂。”他開口，聲音啞得幾乎不成調，“三天前的夜裡，日本人血洗了。”
我的心，猛地往下墜。
顧承祁。那個洞房夜替他兄長擋過是非、那個在渡口笑著跟我道別、說要去蘇北給流亡的孩子辦學堂教書的年輕人。
“幾十個孩子，”顧承訓一字一句，像是每個字都從牙縫裡剜出來，“還有先生……一個都沒跑出來。學堂燒成了白地。”
我扶住桌沿。
白芍在門口，“啊”地一聲，捂住了嘴。齊媽媽不知何時也到了，跌坐在門檻上，老淚縱橫。
“祁弟呢？”我聽見自己問，“承訓，祁弟呢。”
顧承訓沒有立刻答。
他把那團電報，慢慢地、一點一點地，重新展開，撫平，放在桌上。他的手指按在紙的下半截，按了很久。
“下落不明。”他說，“活不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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