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實這時候中國對蘇聯的市場貿易已經有相當的規模了。
1953年到1960年中國向蘇聯出口大米145萬噸，1954年到1960年向蘇聯出口肉類10.59萬噸，出口品類還包括豬肉、牛肉、家禽、水果、蔬菜等十多個品種。
可問題在於，咱們的思路錯了，賣的全都是初級產品。而且都是各種求著別人買，導致各種吃虧：
例如賣蘇聯人雞蛋，不論個頭偏大還是偏小些都算不合格。肉和蔬菜不夠新鮮也算不合格，各種吹毛求疵也就算了，關鍵檢測的時候覺得不行直接大力丟，搞得白白損失些蔬菜甚至雞蛋。
再加上一來一回往返的運輸錢，以及期間肉菜變質損壞的損耗，這樣的交易完全是虧本買賣。
當然，並不是說大佬們就是願意這樣虧本捐給蘇聯，實在是歷史上的中國一沒技術， 二又欠債，所以在還不起錢的情況下，只能靠這種方式進行抵債，然後被蘇聯人各種拿捏。
但現在國家有錢了，而且林言也有技術，所以這種思維必須改變。
第一點，初級產品從此以後必須要少賣，而且最主要的是以反季節蔬菜或水果為主。
例如拿他如今手中的蘋果舉例，遼寧這時候正是蘋果收穫季節，主栽的品種正好是耐儲存的小國光。
如果再配上 PVC 薄膜和氣調技術以及地下儲存方式的話，完全可以從12月保鮮到1月。而那時候剛好是蘇聯的新年期間，大雪嚴寒，普通民眾只能吃到幹水果、醃黃瓜等老三樣玩意，這時候如果新鮮蘋果一出來，價格完全能翻好幾倍。
2，進階思路便是深加工。
其實肉和蔬菜這兩個方向並沒有選錯，蘇聯那裡的蔬菜只有老四樣，土豆、捲心菜、黃瓜和甜菜。
肉類更不用說，即使是莫斯科，人均年肉腸攝入量只有 28.7 公斤，列寧格勒24.4公斤，利佩茨克州和布良斯克州只有4.4到4.7公斤。
肉類稀缺到什麼地步呢？就是城裡的居民甚至買麵包等糧食用來餵豬，以此來設法讓自己獲得肉吃。
所以選材沒有錯，但是鮮肉和鮮菜要是運過去的話，路上的各種損耗加上路費，完全是得不償失的買賣，所以林言才不願意幹這虧本買賣，而準備搞深加工產品。
例如肉類加些大豆蛋白，這樣子既能壓住肉騷的腥味，讓口感變好，而且還能降低些成本。中國大豆產量1955年是912.8萬噸，原料不缺。
脫水蔬菜跟各種調味料混在一起，最好能再加點味精，也就是穀氨酸鈉，隨後弄成小包包裝，讓蘇聯人拿回去一鍋煮，並且包括常見的紅湯、白湯口味。別管脫水蔬菜的口味有多不好，只要能讓蘇聯人在冬天吃到其他口味的蔬菜，已經算是相當改善他們的生活了。
第三招，也就是精加工和深加工。例如之前提到的味精，還有像後世的薯片、辣條、泡麵等產品。
味精在 1923 年的時候中國就已經有工廠能夠生產，只不過這時候採用的是水解法，成本高、收益低、汙染大，所以沒有形成市場規模。
而 1956 年日本弄出了發酵法之後，就把成本給打下去了。而中國是 1958 年才知道這個方法並開始借鑑，並且到 1964 年才透過國家鑑定，並且蘇聯也是在1965 年之後才弄出的食品級味精。
所以如果這時候提前弄出發酵法生產高品質的味精，來對各個罐頭以及其他熟食品進行加工提鮮的話，完全就是降維打擊。
而一旦穀氨酸鈉可以大規模量產，那林言所設想的薯片、辣條乃至泡麵等等食品，也就可以推出，並且其中的典型代表便是薯片。
薯片這東西雖然 1955 年沒有進入蘇聯，但潛力擺在那。1959年蘇穗宗訪美，在飛機第一次嚐到薯片後，各種讚不絕口，後來在回憶錄寫：“營養、美味，甚至可以說令人愉悅……這種便宜的產品可以廣泛供應給大眾。” 甚至回國後，他也多次在內部講話，督促蘇聯搞類似的“方便食物”。
而土豆這玩意，哪怕中國本土的產量不夠，也可以從蘇聯進口啊：
讓西伯利亞的日本戰俘瘋狂地種土豆，蘇聯人把土豆和外匯運給中國，而中國將土豆部分加工成薯片給蘇聯人當零食，再截下部分留在國內當儲糧。
中國人能填飽肚子，蘇聯人能吃到好吃的，日本戰俘也有幹不完的活，這完全就是三贏局面啊！
不過想歸想，林言清楚，食品工業哪怕自己手握配方，也不是短期之內能搞定的。
主要的就是產業鏈附帶的各種配套問題，例如老生常談的交通運輸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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