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白允熙和韓尹溫的干涉下，宙斯國際財務理事金奉賢猥褻強迫女學生的案件並沒有被壓下去，他在新年前夕成功被首爾檢察廳起訴，收押。
作為被害者的父母，江裕綾的父母終於等到了真相揭開的那一天，面對著大量媒體記者們的鏡頭泣不成聲。
儘管如此，那個長期遭受猥褻與侵害的女學生卻再也回不來了。
張宥娜坐在電腦前，螢幕的光映在她臉上，把她的表情照得一片冷白。
論壇上的帖子一條接一條地重新整理，每一個標題都令全民激憤。
《上流階層對於平民子女的壓迫還要持續多久。》
《美貌與貧窮同時集於一身就是災難。》
《到底是人人平等，還是錢權平等。》她的手指擱在鍵盤上，目光從那些標題上一寸一寸地移過去。
她想起江裕綾，她們成為同學後相處的時間很短，不過短短幾個月，過了兩年，她已經快忘記她的模樣，但仍記得她笑起來的時候眼睛會彎成兩道細細的弧。
她是個漂亮的女生。
法律，真的能夠對抗財閥嗎，在這個國家。
法律，真的能夠成為每一個遭受迫害的人的後盾和底氣嗎。
她坐在那裡，把這兩個問題翻來覆去地想了很久。
然後她低下頭，翻開那本從江裕綾家裡拿出來的小小日記本。
封皮已經磨毛了邊角，翻開某一頁，能看見她曾那樣聲嘶力竭的吶喊呼救。
然而那些字跡卻慢慢變得潦草，如同記錄的人慢慢對一切失去信心。
十月十二號，匿名信寄出，翌日出現在金奉賢的辦公桌上。
十一月十八日，申請退學，被告知一旦離開宙斯，沒有任何學校會接收學籍。
十二月五號，報警，被學校以學生精神狀態不穩定為由向警察廳駁回。
每一條記錄後面都綴著一個括號，裡面寫著“未被受理”“不予立案”“無後續”。
張宥娜看著日記本扉頁那一句：“鳥兒並非不想活，只是找不到能落腳的樹枝，所以只能飛到死的那天。”
她明白了。
就像金秉憲當初可以憑藉喜惡，隨意處置她的前程那樣。
攔在她們這些優學生面前的，不是某一個惡人，不是某一種具體的惡意。
是一整套運轉順暢的機器，權力在上面，規則在中間，底層的呼喊被層層過濾，傳到能管事的人耳朵裡時已經被消音了大半。
失職的監察者，互相包庇的校董會，不完善的退學後申請流程，每一個環節都像一塊沉默的石磚，一塊一塊壘起來，就成了一座山。
她在鍵盤上敲下那行字：“貧窮的土地開出的花，與漂亮花園裡開出的花，都應享有同等沐浴陽光與雨露的權利。
這不僅僅是權貴階層的壓迫，更是法律監察者的失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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