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志強出事之後，張淑芬的日子就沒好過過。
她先是把積蓄全砸進了兒子的治療費裡。
省醫院住了兩個月，精神科、神經內科來回轉，該做的檢查全做了一遍，該開的藥全開了一遍，王志強還是那副樣子，不認人，不說話，嘴裡翻來覆去就唸叨蘇冉冉的名字。
醫生說他身體指標都正常，腦部CT也沒有明顯的器質性損傷，目前這種狀態更像是心理應激障礙疊加了某種無法解釋的神經系統紊亂。
張淑芬聽不懂那些醫學術語，她只聽懂了一句：“沒法根治，只能慢慢養。”
這句話在張淑芬耳朵裡翻譯過來就是——沒救了。
她把王志強接回家之後，災難才剛剛開始。
王志強公司那邊早在他曠工第一個月就發了辭退通知，理由是連續曠工超過三十天。
張淑芬跑到公司去鬧，說“我們志強是因公受傷，你們不能這麼沒良心。”
人事經理耐心地聽她罵了半個鐘頭，然後不緊不慢地拿出一份她簽過字的擔保協議，當初王志強做專案經理的時候，公司要求他提供個人擔保，她親手在擔保人那一欄簽了名。
現在王志強負責的星海名苑專案出了事故，死者家屬的賠償金、工地停工期間的裝置損耗費、被查出材料質量問題的罰款，這些錢公司全部要追償。
不是公司欠王志強錢，是王志強欠公司錢。
張淑芬當場癱在人事經理辦公室的椅子上，臉色白得跟影印紙一樣。
接下來的事就像多米諾骨牌，一張接一張地倒。
法院傳票寄到家裡，銀行賬戶被凍結，城裡的兩居室被拍賣抵債。
張淑芬拿著房產證去法院門口哭了好幾回，說“這是我兒子辛辛苦苦掙來的房子，你們不能收走。”
法院的人態度倒是客氣，但話也說得清楚，“房子是抵押物，依法拍賣，你要是有異議可以走法律程式。”
張淑芬哪有那個錢走法律程式，她連坐公交的零錢都快掏不出來了。
房子被拍賣那天，張淑芬坐在小區花壇邊上，看著搬家公司的工人把她攢了半輩子的紅木傢俱一件一件往外搬。
她那條逢重要場合必戴的珍珠項鍊、那件絳紫色的旗袍、那些她跟牌友炫耀了無數遍的進口家電，全被貼上封條裝上了卡車。
她撲上去想拽回一個紅木櫃子，被工人輕輕一擋，踉踉蹌蹌地退了好幾步，一屁股跌坐在花壇邊上。幾個牌友遠遠地站在小區門口看著，沒有一個人過來幫她說話。
王志強被她送回了老家鎮上，託付給一個遠房親戚照看。說是照看，其實就是把兒子連同最後一點累贅一起甩出去了。
她自己也不剩什麼了，卡里的錢被劃乾淨，信用卡全部逾期，牌友們的電話一個個變成了空號。她租了個城中村的隔間，月租兩百，沒有窗戶，隔壁是群租房，每天晚上吵得她睡不著覺。
她唯一的念頭就是，這一切都是蘇冉冉害的。如果沒有蘇冉冉，她兒子不會瘋，她家的錢不會散，她不會從一個體麵人家的老太太淪落到這種地步。
於是她在某個週四的下午堵在了冉心堂門口。
那天正好是義診日。老街的石板路上排了不少人，有來針灸的老街坊，有來抓藥的大媽，還有幾個抱著孩子的年輕媳婦。
蘇冉冉正蹲在門口給孫大爺換膝蓋上的膏藥，韓梅梅在旁邊幫忙遞熱毛巾，小丁在店裡幫一個客戶看香。氣氛本來好好的，忽然一個尖利的嗓門從街口傳過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