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個月後，解放碑金店劫案的贓款終於徹底變現了。
對張君來說，五十萬贓款固然是筆鉅款，可金店劫案的短板也很明顯：變現週期長，輾轉託人銷贓容易留下線索，一趟下來折騰小半年才能落袋為安。
他的野心早就不在玻璃櫃臺裡的金飾上了， 街頭穿梭的銀行運鈔車，鐵皮箱子裡裝的全是現成的現金，拎走就能用，不用折騰任何銷贓環節，他覺得那才是真正值得冒風險的大買賣。
想到就去做，這就是張君的執行力。
1995 年底到 1996 年初，整整兩個月，張君帶著趙正洪、陳世清，盯上了市區三條主要的運鈔車線路。
他定下死規矩：絕不扎堆出現，三個人分時段、換身份輪流出動，每天只去一個人，每次只待半小時。
有時候趙正洪扮成路邊擦鞋的小販，拎著鞋箱蹲在銀行斜對面，頭也不抬地擦鞋，眼角餘光卻盯著運鈔車的進出；
有時候陳世清裝成等公交的乘客，站在站臺邊叼著煙，把押運員的人數、攜帶的武器、停留的時間默默記在心裡；
張君自己則常去銀行對面的茶館，找個靠窗的位置坐一下午，點一杯茶，默默地獨自喝，假裝看書，只看不說，絕不跟老闆和任何人搭話。
趙正洪蹲了半個月就耐不住性子了，晚上回出租屋跟張君抱怨：“哥，咱們直接衝上去幹就完了，費這勁天天蹲這兒幹嘛？不就是幾個押運員，幾槍就解決了。”
張君聽完，冷冷地掃了他一眼說：“衝上去送死？你笨啊，運鈔員手裡拿的是防暴槍，你以為是橡膠警棍？
摸不準他們的路線、換班時間、交接規律，你衝上去就是活靶子。
多蹲一天，就多一分活命的機會，不想死就老老實實地蹲。”
趙正洪被罵得縮了縮脖子，不敢再吭聲。
兩個月蹲下來，三條線路的底細被摸得一清二楚：
每條線路配幾名押運員、帶幾把防暴槍、每天幾點幾分到哪個網點、停留多久交接錢款、司機和押運員的換班週期，甚至押運員中途愛在哪家煙攤買菸、有沒有離崗抽菸的習慣，都被陳世清一筆一筆記在了小本子上。
反覆對比了十幾遍，張君最終選定了沙坪壩一家支行的運鈔線路。
這條線路每天下午四點半會送一次當日營業款，從支行出來後要途經一段兩百多米的老巷，巷子裡平時人車稀少，巷口連著濱江路，岔路多、撤退路線四通八達；
更關鍵的是，這家支行的運鈔車只有三名押運員、兩把防暴槍，安保比其他線路薄弱，可單次運送的營業款卻有幾十萬，價效比最高。
這個數額他有較大把握。
兩個月蹲點裡，他早就摸透了這家支行的底子：地處批發市場周邊，七八個營業視窗，每天商戶存現的人絡繹不絕，現金流水遠勝普通社群網點；再看運鈔車每次交接的鈔箱，兩個大號鐵皮箱，按當時銀行的裝箱標準，他估算下來單日營業款至少三四十萬。
可光靠外圍蹲點，終究摸不準每日的錢款數量和臨時排班變動。張君思來想去，決定找個銀行內部的人當內應。
他盯上了這家支行的經警許軍。
許軍三十多歲，本地人，在銀行幹了五六年，工資微薄，老母親得了尿毒症，每週要做兩次透析，欠了醫院好幾萬醫藥費，老婆天天跟他吵架，家裡日子過得捉襟見肘。
張君觀察了他半個月，常常看見他在醫院繳費視窗捏著催費單皺眉，抽最便宜的煙，中午就啃兩個饅頭就鹹菜。
張君心裡有數，這人是最合適的內應：有明確的現實軟肋，急用錢，膽子不算大但有家人牽絆，不敢輕易叛變，就算事後出事，也不敢咬出同夥。
他先讓趙正洪假裝成病人家屬，在醫院透析室門口跟許軍 “偶遇”。
那天許軍剛交完費，垂頭喪氣地坐在長椅上，趙正洪故意坐過去，唉聲嘆氣地說自己老父親也得了腎病，醫藥費貴得扛不住，聊著聊著就嘆：“這年頭，沒錢真是寸步難行，要是有路子賺快錢，冒點險都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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