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7 年 11 月 27 日，農曆十月二十八，西安已經下了入冬以後的第二場雪。
西北風從渭河灘上刮過來，裹著滿岸的沙土，颳得西關外工地上的腳手架吱呀亂響。
灰撲撲的防塵網扯得歪歪扭扭，像塊曬蔫的破布，懸在半空中晃。
這是西關外最大的一處回遷樓工地，上千個民工擠在工地深處的活動板房裡，大多是從寶雞、渭南、漢中來的農民。
那兩年國企下崗潮正卷遍西北，城裡的工人往南走，周邊的農民往城裡湧，西安城邊上到處是這樣的工地，到處是蒙著水泥灰的外鄉人。
董利來這兒已經三個半月了，從地基開槽幹到三層封頂，一分錢工錢還沒拿到。
這天收工的時候天已經黑了，他拍了拍身上的水泥灰，從板房牆角拎起那件舊軍大衣往工頭辦公室走。這軍大衣還是他三年前從寶雞號子裡出來的時候，他媽給縫的，領口磨起了毛，袖口補了兩塊不同色的補丁，卻比工地上所有人的外套都乾淨。
他永遠是這樣，身上灰再多，領口袖口總收拾得齊整。但他的話永遠不多，在工地上幹了三個半月，跟同屋的人說過的話屈指可數，除了借火、問時間這類不得不開口的事，他幾乎從不主動搭話。
工頭老周的辦公室在工地入口處的磚房裡，亮著個昏黃的白熾燈泡，裡面圍著四五個人，都是老周手下的帶班，正圍著鐵皮爐子喝酒。
簾子掀開的時候，一屋子的酒味和旱菸味撲面而來，裹著熱氣撲在董利臉上。
老周抬眼掃了他一下，沒吭聲，繼續跟旁邊的人划拳，搪瓷酒杯撞得叮噹響。
“周哥，” 董利站在門口，聲音低沉地問，“那三千塊工錢，你看啥時候能結？我家裡等著急用。”
“工錢？” 老周把酒杯往桌上一墩，酒灑出來半杯，順著桌沿往下滴，“活都幹成那熊樣還有臉要工錢？三樓山牆砌歪了半公分，沒罰你錢就不錯了。”
旁邊幾個帶班鬨笑起來，有人吹了聲口哨。
董利個子高，瘦，站在門口像根插著的木樁，聽到那些人鬨笑，他往前邁了半步回答道：“周哥，放線的時候就是這麼放的，我按線砌的，砌歪了也不能怪我吧。”
他心裡清楚，老周這是故意的。頭天晚上他親眼看見老周帶著這幾個帶班的喝多了，醉醺醺地隨手把墨線挪了半公分。
沒人會替他一個外鄉人作證，在這工地上，老周的話就是線，就是道理。
“我說歪了就是歪了！” 老周猛地站起來，他個子比董利矮半頭，卻往前湊了湊，唾沫星子噴到董利臉上，“怎麼？你個寶雞來的土錘子，還想跟我講理？”
旁邊兩個帶班跟著站起來，往董利這邊圍了過來，胳膊抱在胸前，一臉的挑釁。
他們都是西安本地的混混，跟著老周吃工地飯的，平時就愛欺負外地民工。
董利沒說話。
他的手在身側攥成了拳，指節捏得發白，大衣袖子底下的胳膊繃得硬邦邦的。
三年前號子裡那股血勁 “嗡” 地一下湧了上來。當年在寶雞看守所，號頭也是這麼欺負他，最後他用半塊磚頭砸得對方頭破血流。
但這次他忍了，因為屋裡對方有四個人，真動起手來自己討不到好，更重要的是，動手了，就真的一分錢都拿不到了。
他盯著老周的臉，眼神陰沉沉的，像盯著獵物的狼，沒一點溫度。
對峙了幾秒，老周被他看得有點發毛，伸手狠狠推了他一把：“看什麼看？趕緊滾！再鬧一分錢都沒有！”
董利被他推得往後踉蹌了半步，後背撞在門框上，隱隱生疼。
他站穩了，還是沒說話。 不是不敢還手，是覺得不值。為了三千塊，在這裡打一架，要麼被派出所抓進去，要麼被趕跑，都不划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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