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往前邁了一步。只邁了一步，但院子裡所有人都感覺到了一股逼人的氣勢。
“我爹何大清今年四十二。他有手藝，在院裡住了十幾年，雖然人有點混，但從沒幹過傷天害理的事。易中海為了把我培養成他的養老工具，設局讓白寡婦勾引他，一步一步把他逼出了四九城。我和雨水——我妹妹今年才十歲——就這麼被親爹扔下了。老太太，您說易中海有錯，那您告訴我，這個局裡，哪一步是我爹自找的？”
院子裡靜得可怕。井臺邊的自來水龍頭還在滴水，一滴一滴砸在石板上，聲音像在給何雨柱的話打著拍子。
聾老太太沒有立刻接話。她不能說——說何大清自己不正派，可她昨天說這話的時候何雨柱當場就懟了回去：“我爹不正派，那也是易中海安排的。”這句話把她所有指責何大清的路都堵死了。
王主任終於開口了。
“小何同志，”他說，推了推鼻樑上的黑框眼鏡，語氣不快不慢，“你說的這些，公安方面已經有了調查結論。組織上不會冤枉一個好人，也不會放過一個壞人。”
這話說得還是一如既往的圓滑——既肯定了公安的調查結果，又沒有對聾老太太說一句重話。
“王主任，”何雨柱轉過頭來看著他，“公安的調查結果我信。但我想問您一件事。”
“你說。”
“如果有人利用人情關係，去找公安的人說情，想把易中海的案子從輕處理——這事，您管不管？”
王主任的眼睛在鏡片後面閃了一下。他當然知道聾老太太這幾天在幹什麼。聾老太太找的那些人，有街道辦退休的老幹部，有區上某位領導的遠房親戚，甚至還有派出所裡某位民警的丈母孃。這些人一塊兒使勁，雖說不能把易中海的案子給抹了，但影響一下量刑，讓法院從輕判——不是沒有可能。
聾老太太也聽懂了。何雨柱這話不是在問王主任，是在敲打她。是在告訴所有人：你找的那些關係，我都知道。
“小何同志，”王主任斟酌著措辭，“組織有組織的規定。任何案件，都必須依法辦理，任何人不得干預司法公正。如果有人違反這個原則，組織一定會嚴肅處理。”
話是冠冕堂皇的官話，但何雨柱要的就是這句官話。他把這句話抓住了，像抓住了一根弦。
“王主任，您這句話我記下了。”何雨柱說，然後轉過身，重新面對聾老太太。他的聲音不高，但每一個字都清清楚楚地落在院子裡，落在所有人的耳朵裡。
“老太太，我最後跟您說一遍。易中海必須依法嚴懲。如果有人託人情、找關係，想讓法院輕判——不管是誰，不管他找的是誰——我就去海子裡喊冤。”
“海子”兩個字一齣口，院子裡所有人的臉色都變了。
海子——中南海。那個地方在老百姓的心裡，是一句模糊但又無比沉重的詞。在五十年代初，說要去海子裡喊冤，不是一句氣話，是在說一個可能會讓很多人掉帽子的行動。
王主任的嘴角抽了一下。他看向聾老太太，發現老太太握著柺杖的手在微微發抖。
“我就去廣場上喊冤，”何雨柱繼續說，聲音平穩得像一面鼓，“把事情從頭到尾說清楚，讓所有人都知道這個案子的來龍去脈。讓上面知道，有人想用關係壓法律。老太太，您覺得事情鬧大了，難看的是我，還是那些人？”
聾老太太的臉徹底白了。
她一輩子經歷過的風浪不少，從北洋政府到國民政府再到新中國，她見過多少人倒臺，多少人起落。她太清楚了——在新社會，最怕的不是犯了錯，而是犯了錯還被人把蓋子給揭了。何雨柱說要捅天窟窿，他不是在說大話。他真有這個膽子，也真有這個本事。這個孩子，十六歲，能一個人把親爹送到牢裡去，能順著一條線索把易中海從四九城薅出來——他還有什麼不敢幹的？
柺杖在聾老太太手裡晃了一下，她往後退了小半步，後腳跟磕在了門檻上。旁邊有人下意識伸手去扶她，被她一巴掌打開了。
王主任看著聾老太太，終於開了口。
“老太太，”他說，語氣依然是那副平和的調子，但話裡的意思已經拐了彎，“易中海的事情，有公安和法院在處理。組織辦事是講規矩的，該怎麼樣就怎麼樣。您年紀大了，少操點心，把身體養好才是最要緊的。”
這話翻譯過來就是：別折騰了。再折騰下去，您自己也兜不住。
聾老太太聽懂了。她站在自己屋門口，佝僂的身子在晨光裡顯得格外乾癟。她看著何雨柱，那眼神里有惱怒，有忌憚，還有一種說不清的複雜東西。過了好一會兒，她把柺杖往地上重重地杵了一下。
咯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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