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封火漆封口的信，是上頭給承訓的一個任務。
他把信裡的內容，一個字一個字，說給我聽的時候，書房裡的燈，忽明忽暗。
“打入岑野川的核心圈。”承訓說，聲音很低，“上頭需要一個人，能長期待在岑野川身邊，摸清他那張經濟掠奪的網——哪些貨走哪條線，哪些錢進誰的口袋，哪些是資敵的命脈。”
我的心，一點一點地，沉下去。
“打入核心圈，”我看著他，“意思是——”
“意思是，”承訓迎著我的目光，一字一句，“我要投靠岑野川。表面上，做一個賣國求榮的漢奸。”
書房裡，靜得可怕。
我懂這兩個字的分量。
漢奸。
在這個世道，這兩個字，比死還重。一旦頂上這個名頭，滿上海的人，都會朝他吐唾沫；顧家的舊交，會當面啐他；後世的史書，都可能記他一筆罵名。
而且，這不是一時的。是長期的。要長到，摸清岑野川那整張網；要深到，連岑野川那樣多疑的人，都信他是真投靠。
一步踏錯，就是萬劫不復。
不只是罵名。是命——扮漢奸，等於把自己，日日夜夜，泡在敵人的刀口上。岑野川何等多疑，稍有破綻，就是死無葬身之地。
“承訓。”我開口，聲音有些抖。
“這個任務，”他看著我，“我可以不接。上頭說了，兇險太大，不強求。”
“可你想接。”我看著他。
不是問。
我太懂他了。他做了十幾年的情報暗線，把危險一個人扛，從不求人知道。這樣一個能打入岑野川核心、摸清那張資敵大網的機會，對整個抗爭的大局，意味著什麼，他比誰都清楚。
他若不接，會有更多的糧、更多的物資，源源不斷地，資敵;會有更多像阿禾、像那幾十個孩子一樣的人，死在這張網下。
他沉默了片刻，說：“若是我不去，會有更多人，在這張網裡，出不來。”
這句話，他在1937年那個夏天，臨行前，說過一模一樣的。
那一次，他去執行那個負傷的任務，也是這樣說的——“若是我不去，會有更多人，出不來。”
我記著那一次。我等了他很久，最後，穿過封鎖線，去亂世的小鎮，把他接了回來。
這一次，比那一次，更兇險。
“你要背罵名。”我說，“滿上海的人，都會罵你是漢奸。顧家的舊交，會當面啐你。你受得了？”
“罵名算什麼。”他看著我，那雙深井似的眼睛裡，是一種我熟悉的、沉到極處的平靜，“我這些年，做的都是不能見光的事。別人罵我幾句漢奸，我不在乎。”
“我在乎的，”他停了一下，那眼底，掠過一絲極深的東西，“是你。”
我愣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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