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半塊桂花糖，是我前一天親手塞進阿禾手心裡的。
第二天清晨，它躺在長安商行門口的青石板上，混著一灘血水，被雨衝得只剩小小的一角。
阿禾也躺在那裡，八歲的身子蜷成一團，臉朝下，一隻手還向前伸著，指縫裡攥著那袋沒能分出去的米——她死死護著的，是留給粥棚裡那些更小的孩子的口糧。
我是被白芍連滾帶爬叫醒的。她話都說不成句，只反覆喊“姑娘”“阿禾”“出事了”。我披了件衣裳就往外跑，跑到門口那一刻，雨正下著，是上海的雨，比蘇州的急，砸在青石板上，噼啪作響。
我看見了那袋米，那半塊糖，那灘血。
然後我看見了阿禾。
我這一生，見過父親下葬，見過顧家的下馬威，見過賬本里藏著的殺人的秘密，見過公堂上的刀光，見過太平洋那頭壓過來的戰火——我以為我早已經不會再那樣疼了。
可我錯了。
我走過去，一步一步，走得很慢，慢得像是踩在水裡。我在她身邊蹲下來，伸手，把她翻過來。
她的臉還是暖的。眼睛沒有閉上，睜著，望著灰濛濛的天，望著那場沒完沒了的雨，像是還在等我給她講昨夜沒講完的那個故事。
我把她抱進懷裡。她很輕，輕得像一隻被雨打溼的雀兒。
粥棚已經被砸了。鍋翻在地上，米撒了一地，白花花的，被雨水泡得發脹。幾個更小的孩子縮在牆角，抖成一片，不敢哭出聲。齊媽媽跪在地上,一邊收拾一邊老淚縱橫，看見我，張了張嘴,一個字也說不出來。
“是誰。”我聽見自己的聲音。
很平。平得連我自己都陌生。
沒有人答。孩子們只往牆角縮得更緊。
就在這時，巷子口傳來皮靴踩水的聲音，不急不緩，一步一步，踏碎了滿地的雨。
我抬起頭。
來的是一隊人，穿著那種我最近才在上海街面上見慣的、說不清是警是匪的制服，臂上纏著袖標。為首的那個，撐著一把黑傘，傘下的臉，我認得。
太認得了。
那是韓世鈞。
是我一手從賬房學徒裡提上來的、我待如子侄的、長安商行的大掌櫃韓世鈞。
半年前他還站在我面前，垂著手，笑得溫馴，喊我一聲“東家”。
此刻他站在雨裡，居高臨下地看著我懷裡那具小小的、還沒涼透的身子，看著我，慢條斯理地，又喊了我一聲。
“東家。”
他臉上帶著笑。那笑，皮是笑的，肉是冷的。
“這麼早就起了？”他說，語氣熟稔得像是來對賬,“外頭雨大，小心著涼。”
我抱著阿禾，沒有動。
雨水順著我的髮梢往下淌，流進眼睛裡，澀得很。我沒有去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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