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話還是馬奎打來的。沈逸川接起來的時候，話筒那頭的聲音帶著一股壓不住的火氣：“站長，人跑了。”
“跑哪兒了？”
“法院。軍事法院天津分院。李銘山那小子從後門溜出去的，韋衣華給他安排了車。我的人堵著前門，他翻牆走的。等我反應過來，人已經進了法院大門。”
沈逸川握著話筒沒說話。馬奎在電話那頭喘著粗氣，像是跑了一路：“站長，這事不能就這麼算了。韋衣華明擺著糊弄咱們，把人往法院一送，他以為就完事了？”
沈逸川說：“你先撤回來。人到了法院，你堵門口也沒用。回來再說。”
馬奎那頭頓了一下，像是還想爭兩句，最後還是嚥了回去：“行，撤。”
電話掛了。沈逸川把聽筒放回叉簧上，靠在椅背裡，看著對面牆上那張天津地圖，手指在扶手上敲了兩下。
韋衣華這步棋走得不算高明，但有效。把李銘山送進法院，案子就進了司法程式，軍統再想直接抓人就師出無名了。韋衣華打的是這個算盤——既然沈逸川手上有“違抗委員長訓令”的罪名，那我就讓他去法院審，你別想再插手。
但沈逸川在軍事法院那邊有熟人。他拿起電話，撥了一個號碼，三轉兩轉找到了軍事法院天津分院的一個老朋友——王庭長，原主在南京時候認識的，關係不深，但能說上話。沈逸川沒有繞彎子，直接問了一句：“李銘山那個案子，法院有沒有權力獨立審理？”
王庭長在電話那頭沉默了一拍，然後說：“沈站長，按理說法院審案子，軍統是插不上手的。但有一條——”他頓了頓，“委員長那個禁止納妾的訓令，是軍令，不是法律。法院判案用的是法律條文，訓令只能作為參考，不能作為定罪依據。換句話說，法院能判他，但判得輕判得重，得看有沒有人盯著。”
沈逸川聽明白了。“也就是說，如果軍統盯著這個案子，法院就得按訓令來辦？”
“可以這麼說。”王庭長笑了笑，“但這事兒也不能你說盯著就盯著，得有文書。軍統內部發一個‘監察訓令執行’的函件到法院，法院就得備案。有了備案，這案子就不是法院自己說了算了。”
沈逸川道了謝，掛了電話。
他坐在椅子上，把這條資訊消化了幾秒，然後拿起電話撥了洪秘書的號碼：“來我辦公室一趟。”
洪秘書來得很快。推門進來的時候手裡已經拿著本子和筆了，站在桌前等著。
沈逸川說：“你幫我擬一份函件，以軍統天津站的名義發給軍事法院天津分院，內容是‘依據委員長關於禁止軍官納妾之訓令，本站在此案中保留監察執行之權’——措辭客氣點，但意思得硬。擬好了先給我看一眼，然後蓋章送過去。”
洪秘書記下來，點了點頭：“站長，還有別的嗎？”
沈逸川想了想，說：“你前幾天整理穆連城材料的時候，警備司令部那邊的人員名單是不是也過了一遍？”
“是的。有一份警備司令部少校以上軍官的履歷摘要。”
“你從裡面找找，韋衣華手下那幫人，有沒有跟漢奸有牽連的、有沒有經商違規的、有沒有吃空餉的。只要是不乾淨的事，不管大小，都列出來。整理一份五個人左右的名單，要帶具體事由，越具體越好。今天之內給我。”
洪秘書又記了一筆，合上本子出去了。
沈逸川一個人坐在辦公室裡，把窗戶推開一條縫。外面的風灌進來，帶著初冬的乾冷。他深吸了一口，腦子裡把整條線串了一遍。
韋衣華把李銘山送進法院，是想把水攪渾，讓沈逸川找不到動手的靶子。沈逸川現在做的事正好反過來——你韋衣華想保李銘山，我就讓你看看，你手底下不乾淨的人不止李銘山一個。你能送一個進法院，你還能把五個人全送進去？
到了下午，洪秘書把兩份檔案都送來了。一份是給法院的函件，措辭妥帖，沈逸川看了一眼就簽了字、蓋了章，讓洪秘書派人送過去。另一份是警備司令部五個人的違法材料，每人一頁紙，寫得密密麻麻，時間、地點、事由、證人，列得很細。
沈逸川翻了一遍，把最上面那張抽出來又看了一遍——這個人是警備司令部的一個團長，在天津淪陷期間跟日本人的一家商行有生意往來，雖然算不上大漢奸，但這種事一捅出來就是大麻煩。他把五份材料整理好，裝進一個新的牛皮紙信封裡，外面寫上“韋衣華司令親啟”幾個字，然後拿起電話撥了警備司令部的總機。
“我是軍統天津站沈逸川，找你們韋司令。”
電話那頭轉了一下，韋衣華接了，語氣還端著：“小師弟，怎麼想起給我打電話了？”
沈逸川說：“我這邊有一份檔案，想給韋師兄看看。我讓人送過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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