飛機在青島降落的時候，天色已經開始暗了。沈逸川透過舷窗看到跑道盡頭有一排低矮的平房，屋頂鋪著灰瓦，牆面刷著淺黃色的塗料，像是臨時搭建的軍用建築。機場不大，跑道兩側的草坪上停著幾架小型運輸機，螺旋槳都已經停了，機身在暮色裡泛著暗淡的光。
戴笠站起來理了理衣領，沒有等龔仙舫過來，自己走到了艙門口。沈逸川跟在他後面，一步的距離。兩人下了舷梯，跑道上的風吹過來，帶著海水的鹹味，比天津的空氣溼潤一些。青島軍統站的歐陽站長已經迎上來，深深彎下了腰：“局座，沈站長，龔處長，住處已經安排好了，車在那邊。”
沈逸川注意到這個人說話的時候目光一直落在戴笠身上，沒有朝他這邊多看一眼。戴笠點了一下頭，沒有多話，徑直朝車走去。沈逸川跟在後面上了車。車子駛出機場的時候天色正在從灰藍變成深藍，路兩側的樹影在車燈的光裡一閃一閃地掠過，街道比天津安靜，行人不多，偶爾有幾輛黃包車從對面過來，車燈一晃而過就消失了。
到了住處之後，戴笠沒有多說什麼，只說了句“你先給戴維斯打個電話，看他有沒有時間”，就進了裡間。沈逸川在客廳裡站了一會兒，打量了一下這間屋子——不大，擺著一張桌子和兩把椅子，牆角放著一隻暖水瓶，桌上擱著一部電話。他坐下來，拿起電話，撥了駐青島美軍的聯絡號碼。電話通了，他報了自己的名字和身份，說想約見戴維斯將軍。
電話那頭等了一會兒，然後轉回來一個聲音，語氣客氣但不帶溫度：“戴維斯將軍上午剛剛去東京了，不在青島。”沈逸川問：“他什麼時候回來？”對方說：“沒有具體日期。”
沈逸川掛了電話，在椅子上坐了一會兒。戴維斯昨天才從天津到青島，今天又去東京了，不在青島，這話可能是真的，也可能是假的。戴維斯知道自己來了青島，也知道戴笠在青島，他在迴避。美軍方面給戴笠的資訊渠道已經被切斷了，接待需要透過正式流程，不透過私下聯絡。
馬上，沈逸川又打了一個電話。這一次他直接聯絡了駐青島美軍司令部的辦公室，報了自己的身份和來意：“我是軍統天津站沈逸川，受戴局長委託，想約見貴部司令。”電話那頭等了一陣，說“我會轉告”，然後掛了。
沈逸川放下電話，看了一眼窗外。青島三月的天空比天津乾淨，能看到遠處海面上的一條灰藍色線。他坐在電話旁邊，等著迴音。迴音是當天下午到的，一個美軍聯絡官打來電話，語氣客氣地告訴他：司令最近事務繁忙，沒有時間見面，但司令的副官可以代為接見。沈逸川站在電話機前沉默了兩秒——副官代為接見，意味著對方不願意直接跟他談，他要見的不是主事的人，是一個可以把他的話接過去但不做任何決定的人。
他答應了下來，約在當天傍晚。
傍晚六點半，沈逸川到了美軍駐地。駐地門口站著兩個穿制服的美國兵，其中一個核對了他的證件，另一個示意他進去。他被帶到一間不大的會客室，裡面的陳設很簡單，一張桌子兩把椅子，牆角立著一面美國國旗，窗戶朝西，夕陽的光從窗外斜照進來，在桌面上拉出一道長長的金色光帶。
他坐下來等。大約過了十分鐘，門開了，進來一個穿美軍制服的中年人，肩章上校軍銜，金髮剪得很短，鼻樑高挺，進門的時候先朝沈逸川點了一下頭，用一口帶著美國口音但相當流利的中文說：“沈站長，久等了。我是史密斯上校，副官。”
沈逸川站起來伸出手：“史密斯上校，感謝你在百忙之中抽出時間。”
史密斯握了手，在對面坐下，坐姿端正，腰板挺直，雙手交叉擱在桌面上。他的表情很客氣，嘴角帶著一種習慣性的微笑，但那種笑像是被訓練出來的，和他眼睛裡的神采對不上。
沈逸川沒有繞彎子：“戴局長這一次來青島，是希望與貴部建立更密切的合作關係。戴局長在抗戰期間與美軍有過多次成功的合作，他相信這種合作可以延續下去。”
史密斯上校微微點頭：“戴局長的功績我們很瞭解。”
“戴局長目前正在推動軍統系統的改革，他希望能夠將一部分人員轉移到海軍重建的框架內，這需要貴方的配合與支援。”沈逸川說完這句話，等了一下。
史密斯上校沒有立刻回答。他端起桌上的水杯喝了一口，放下，然後說：“沈站長，美方對戴局長的個人能力一直非常認可。但涉及到具體合作，特別是跨系統的安排，這不是我們駐青島這一級能夠決定的。這項建議超出了駐青島美軍的許可權範圍。”
沈逸川說：“那貴方有沒有推薦的溝通渠道？”
“如果戴局長有正式的提案，可以透過外交渠道遞交華盛頓。”史密斯上校的語氣還是那麼客氣，但他的話說得很清楚——外交渠道，意味著按流程走，半年到一年才會有回覆，甚至根本不會有回覆。
沈逸川聽完這句話，心裡已經有了答案。他沒有繼續追問，只是點了一下頭：“我明白了。”
兩個人又聊了幾句青島的天氣和航運狀況，客氣話來回了兩三輪，沒有任何實質內容。沈逸川站起來握手告辭，史密斯上校送他到門口，說了一句“祝沈站長在青島順利”，然後關上了門。
沈逸川走出美軍駐地的時候，天已經完全黑了，路燈亮了幾盞，光在夜風裡不穩地晃動。他回到軍統站的住處時，戴笠正坐在客廳裡看一份電報，桌上的菸灰缸裡有兩個菸頭。沈逸川在椅子上坐下來，把今天的會面說了一遍——聯絡過程、史密斯上校的接待、以及最後那句“透過外交渠道”。
他沒有新增任何判斷，只是把對話原原本本地複述了一遍。最後他說：“局座，對方很客氣，但沒有給出任何承諾。”
戴笠聽完，沒有馬上說話。他的目光落在桌面上那份電報上，像是在看字，又像是在想別的事。過了好一會兒，他才開口說了兩個字：“知道了。”然後把那根一直沒點的煙點上了，吸了一口，吐出來。
沈逸川看著他的側臉，沒有出聲。他知道戴笠已經聽懂了史密斯上校那番話的真實含義——不是“沒有許可權”，不是“可以透過外交渠道”，而是“我們不打算介入這件事，也不想承擔這個風險”。但他沒有繼續追問戴笠打算下一步怎麼做，只是站起來說了一句：“局座，我先回房了。”
然而，此時戴笠卻叫住了他，對他說：“你心裡是不是在想，既然青島這邊走不通，為什麼還不回去？”
沈逸川沒有否認，也沒有承認，只是等著他說下去。
“青島這邊的人不願意跟我談，我早就料到了。”戴笠說，“他們能做的只是在門口站崗、遞檔案，不管誰來找他們，都不會得到實質性答覆。但我來青島不是為了見這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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