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五六年九月十六日，香港的夏天還沒有走乾淨。
林婉清躺在九龍城寨那間木板屋的窄床上，盯著頭頂的天花板。木板拼接的縫隙裡積著一層經年的灰，有些地方被潮氣泡得發了黑，像是有人用炭筆畫過幾道不規則的線。
她翻了個身，側躺著，面朝牆壁。牆上貼著一張褪了色的月份牌，上面的日期還是一九五二年，一個穿旗袍的女人站在月份牌的正中央，笑容印刷得有些模糊了，嘴唇的紅色已經褪成了淺粉。她盯著那張月份牌看了一會兒，然後閉上眼睛。
從一九四九年到現在，七年了。她想，這七年過得像一場夢，一場睡不踏實、又醒不過來的夢。
她記得一九五〇年的春天，她和沈逸川還在九龍城寨的那間舊木屋裡住著。那時候念祖剛滿七歲，懷謹五歲，克已二歲。他們的日子過得緊，沈逸川每天趴在桌上寫稿寫到後半夜，油燈的燈芯壓得很低，就為了省那一點煤油。她坐在床邊給念祖縫褲子的膝蓋，手掌大的補丁剪得齊齊整整，針腳走得很密，一顆一顆的，像是數著日子縫進去的。
那時候她不知道沈逸川后來會成名。她只知道他寫的那些字有人要了，隔一段時間就會有人從巷子口走進來，把一沓皺巴巴的鈔票放在桌上，然後把一沓更厚的稿紙拿走。沈逸川拿到錢的第一件事就是去買米，第二件事是給三個孩子買一包橘子糖。克已那時候還不太會說話，就站在桌邊抓著糖紙咿咿呀呀地叫。
後來他們搬出了城寨。先是租了一間有窗戶的公寓，窗子朝南，下午的時候陽光會從視窗斜進來，在地板上鋪出一塊亮堂堂的方形。沈逸川的書桌就擺在窗邊，他坐在那裡寫《潛伏》《懸崖》《偽裝者》.....她有時候端著茶走過去，把杯子擱在他手邊，他看著稿紙的眼睛抬也不抬，只是伸手摸到杯沿端起來喝一口。
再後來他們去了倫敦，又去了紐約。沈逸川的書賣到了很多地方，信封裡的稿酬從薄薄的一沓變成了厚厚的一摞。他們在加州買了一片牧場，沈逸川牽著她的手站在牧場的草地上，指著遠處說，這一萬二千英畝全是我們的了。她記得那時候的風是暖的，草是綠的，天空藍得讓她想起小時候在江南鄉下看到的那種顏色。
可她那時候還不知道，那股暖風很快就吹變了方向。
林婉清睜開眼睛。月份牌上那個穿旗袍的女人還在那裡笑著，嘴唇是淺粉色的，彎彎的弧度一成不變。
她坐起來，腳踩在地板上。木板是涼的，但那種涼是香港九月裡特有的涼，帶著潮氣，像是從地底下滲上來的水汽慢慢地貼著腳心往上爬。她站起來走了兩步，小木屋實在太窄了，從床邊到門口只有三步，第三步踩出去的時候腳尖已經碰到了門板。
她站在門口，看著屋裡的陳設。一張床，一張桌子，一把椅子，牆角擱著一隻行李箱，箱子表面貼著一張褪了色的航空標籤，寫著紐約到香港的字樣。除此之外就沒有別的了。這間屋子比她記憶中的那間城寨木屋還要小一些，小到走兩步就到頭了，但她的腳步聲踩在地板上的時候，那種咯吱咯吱的聲音還是一模一樣的。
她忽然想起自己年初剛回到香港的時候。那是六月底，她和沈逸川坐著美聯航的飛機從紐約飛回香港，中途經停了幾次，最後一次是在臺北降落。飛機落地的瞬間她就覺得不對——機艙廣播裡說“因天氣原因臨時改降臺北松山機場”，但她從舷窗看出去，臺北的天空晴得一絲雲都沒有。
她在幾乎沒有思考的時間裡就做出了判斷。有人故意這麼做的，就是為了把沈逸川扣在臺北。
她記得自己在飛機滑行的時候側過身，用只有兩個人能聽見的音量對沈逸川說：“你暴露自己，吸引他們注意。我找機會走。”沈逸川看了她一眼，眼神里沒有猶豫，只有一種已經確認過的平靜。他點了點頭，然後站起來，開始用很大的聲音跟空乘說“我需要見機場的負責人”。
後面的場面是亂的。她趁著沈逸川被幾個穿便服的人圍住的間隙，彎著腰從人群外側擠過去，走了一條側廊，用一張早就準備好的證件過了安檢通道，在機場外打到了一輛車。
她在臺北躲了四十多天，王升給她換了三個住址，每一次搬家都是在深夜，車燈都不開。她知道沈逸川在機場被扣三個小時後就因為國際上的壓力被放出來。但她卻錯過了回香港的飛機，不得不留在了臺北。
一個月前，在蔣大公子的默許下，王升終於安排她坐上了一艘從基隆出發的貨輪，船上裝的是茶葉和布料，她的鋪位在貨艙最裡層的一個隔間裡，沒有窗戶，只有一盞昏黃的燈泡從頭頂照下來。船在香港靠岸的時候，天還沒亮，她從跳板上走下來，腳踩到香港碼頭的水泥地面時，膝蓋軟了一下，差點沒站穩。
她回到香港之後才發現，她在香港買的四套房子，每一套門口都蹲著記者。那些記者有的是香港本地報刊的，有的是從臺灣過來的，還有幾個操著生硬的粵語問她“沈逸川太太您對最新一章怎麼看”。她沒有辦法，只能重新改名換姓住回到了九龍城寨來。
城寨裡的巷子窄得兩個人側身才能透過，記者們不會想到她一個在香港擁有四套豪宅的人居然會住在這裡。這裡太舊了，太擠了，太不像一個名人太太會住的地方了。
可她本來就是從這裡出去的。
林婉清站在門板前面，伸手搭在門把手上。鐵質的把手被她的掌心捂了一會兒，開始有了一點溫度。她擰開門走出去，走廊裡黑黑的，只有樓道盡頭的窗戶透進來一束灰白色的天光。她順著樓梯往下走，每一級臺階都發出木頭受壓之後的呻吟聲，和七年前的響聲一模一樣。
她走出城寨的時候，街上的雲吞麵攤子還沒收。一個頭發花白的老伯坐在攤子後面，面前的竹籠上冒著白騰騰的蒸汽。她走過去坐下來，老伯看了她一眼，大概認出了她是城寨裡新來的租客，但沒有多問，只是把一碗雲吞麵端到她面前。
她握著筷子吃了幾口，面是熱的，湯是淡的，雲吞的皮薄薄的，咬開的時候肉餡的汁水溢位來，燙了一下她的舌尖。她慢慢吃完了那一碗，把筷子擱在碗沿上，從口袋裡摸出零錢放在桌上。然後她站起來，朝巷口那個報攤走去。
報攤老闆正在低頭看一張賽馬報，聽到腳步聲抬了一下眼皮。她指了指攤上那摞香港商報最上面的一張，老闆順手抽出來遞給她，她付了錢，把報紙捲成筒狀捏在手裡，走出了巷子。
她沒有直接回城寨，而是順著街一直走出了九龍城寨後，又經過了兩三個路口，拐進一條種著榕樹的小路，走到了一處小公園裡。公園不大，中間有一棵老榕樹，氣根垂下來像一片暗褐色的簾子。她在榕樹旁邊的長椅上坐下來，椅子是鑄鐵的，坐面刷著墨綠色的漆，漆面有些地方已經剝落了，露出底下的鐵鏽。
她把報紙在膝蓋上攤開，翻到副刊那欄。《風箏》的連載還在，標題下面印著“第11章”的字樣。她順著鉛字一行一行地往下看，看到鄭耀先給克公寫信那段，看到信紙壓痕那段，看到林桃站在視窗前那段——她的手指忽然停了。
林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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