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的目光沒移開：“我們婦聯有個互助小組，都是經歷過類似情況的女性，有的案子比你的還惡劣，你不想參加也沒關係，但你需要知道，你不是一個人在跟他們耗。”
售樓處裡暖氣的嗡響填滿了她最後一個字之後的空白。
陳經理不知道什麼時候退到了印表機旁邊，正在悶頭操作什麼。
三個銷售像雕塑一樣釘在工位上，眼睛看著電腦螢幕，但明顯什麼都沒在幹。
我吸了口氣。
六年了，六年裡我沒聽過一個外人對我說“你不是一個人”，村裡的人看見我臉上的傷，繞路走；我媽知道我捱打，說的是“忍吧，孩子還小”；過年走親戚，我戴口罩遮淤青，沒有一個人問過我為什麼冬天戴口罩。
現在有個陌生人站在一個售樓處裡，對我說你不是一個人。
我沒哭。
哭有什麼用，我前世哭了六年，哭到死那天眼睛都是腫的。
“你那個情況說明，”我拿起桌上那份檔案翻了一眼，是一份空白的《家庭暴力受害人情況登記表》，“需要我填什麼，現在就能填嗎？”
孟冬霞的嘴角動了一下，不是笑，是一種確認——確認我不是那種需要被哄著推著才能往前走的人。
“現在就能填，身份證和報警回執帶了就行。”
“都在手機裡拍了照。”
“夠了。”
我坐下來，拿起她包裡遞出的筆。
填表的時候，陳經理拿著列印好的購房合同走過來，看了一眼情況，沒打擾，把合同放在旁邊等著。
十五分鐘，表填完了。
孟冬霞把表收回公文包，站起來：“鑑定的事張律師會陪你去，時間定了告訴我，我安排人對接衛健委。你有我電話了，有任何情況，隨時打。”
她說完轉身要走，走到門口頓了一下，回頭看我。
“胡烈，你做得對。”
就這一句。然後她推門出去了，深灰色大衣的背影消失在停車場裡。
我坐了幾秒，轉向陳經理：“合同拿來吧。”
他把那疊A4紙遞過來，購房合同、補充協議、保密條款，三份。我一頁一頁翻，價格那欄寫著89萬——不是之前說的110萬。
我看了他一眼。
“樣板房優惠加上公司的客戶補償折扣，”他說，“不用您申請，已經批了。”
我沒說謝謝。
110萬，全款，我開啟銀行APP，對著合同上的賬戶資訊一個數字一個數字核對，輸入金額，按下確認。
三秒延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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