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下來的四十八小時，對於威廉姆斯帝國銀行和愛國者投資公司的分析部門來說，是一個不眠不休的戰爭時期。
在坦普頓行長和湯姆·海耶斯的親自監督下，幾十位最精幹的會計師、律師和行業分析師，被召集到了帝國銀行頂樓那間不對外開放的會議室裡。
巨大的會議桌上，鋪滿了美國北方的工業地圖、各州主要工廠的產能報告，以及關於鐵路和水路運輸成本的詳細資料。
愛德華·弗羅斯特，作為艾倫的直接代表，坐鎮其中。
他的任務是將那宏大的戰略構想，轉化為一份份可以被執行的具體任務。
“先生們，”弗羅斯特的語氣平靜而清晰，“老闆的指令很明確。我們需要在一份報告裡，清晰地向國會展示，這份超過千萬美元的軍事撥款，將如何像血液一樣，流遍整個北方的工業體系。”
他看向坦普頓派來的一位主管，“農業信貸部，我需要你們立刻估算出，為了滿足二十萬支步槍所需的優質胡桃木槍托，緬因州的木材行業，將需要增加多少個伐木和加工崗位。”
“投資分析部，”他轉向海耶斯的人，“賓夕法尼亞州是漢斯參議員的地盤，也是我們這次最需要爭取的陣地。我需要你們，將那三百萬美元的鋼材和焦炭訂單，分解到每一個具體的鋼鐵廠和煤礦。我要讓每一個支援漢斯的工廠主都明白，反對這項法案，就等於是在反對他們自己的訂單。”
“還有康涅狄格州，馬薩諸塞州……”
整個會議室，充滿了計算尺划動和紙張翻閱的聲音，以及偶爾因資料爭論而提高的嗓門。
他們正在繪製一幅前所未有的“利益地圖”。
一幅能讓國會山那些政客們，清晰地看到選票和金錢流向的地圖。
……
就在紐約的金融精英們，為艾倫鍛造著政治武器的同時。芝加哥，那場由他導演的輿論戰也悄然的轉換了方向。
《每日真理報》的主編福勒，在收到艾倫那封充滿了全新戰略思想的電報後，將自己關在辦公室裡，抽了整整一夜的雪茄。
第二天，報社所有的記者都被召集了起來。
福勒看著他手下那些，已經習慣於用最辛辣的言辭去攻擊鐵路寡頭的記者們，說道，“先生們，又有事情做了。”
“我們不再需要去證明斯隆是個混蛋了。華盛頓的聽證會，已經替我們做完了這件事。”他的聲音變得深沉，“現在，我們需要告訴我們的讀者，一個更重要，也更沉重的故事。”
“一個關於‘勝利的代價’的故事。”
次日，《每日真理報》的頭版，刊登了一篇由福勒親自撰寫，與以往風格截然不同的文章。
文章的標題，充滿了史詩般的悲愴感——《葛底斯堡的幽靈，與黑河的黎明》。
文章的前半部分，用一種近乎於白描的、充滿了剋制與悲痛的筆觸，詳細地描繪了葛底斯堡戰役中，聯邦軍隊在皮克特衝鋒時，所付出的慘重代價。
“……當南軍的灰色浪潮，一次又一次地湧向墓地嶺時。我們計程車兵，那些來自賓夕法尼亞、紐約和緬因州的年輕人，正站線上列中，進行著英勇，卻又絕望的抵抗。他們每射出一發子彈，都需要耗費近半分鐘的時間去重新裝填。而在這半分鐘裡，敵人的子彈，卻像雨點一樣，向他們潑來……”
文章的後半部分，筆鋒一轉，畫面來到了田納西州的黑河戰場。
“……而在黑河，我們看到了另一種可能。一種讓我們計程車兵，能以五倍、甚至十倍於敵人的速度傾瀉火力的武器。一種讓‘勇敢’不再需要用生命去丈量的可能。麥克弗森上校的戰報，已經向我們證明了這一點。”
在文章的結尾，福勒向所有的讀者，也向遙遠的華盛頓，發出了質問。
“現在聯邦已經擁有了，能讓‘黑河的黎明’在每一片戰場上重現的武器。但它，卻因為一些發生在後方的政治爭吵，而遲遲不能推廣分發前線。”
“我們不禁要問，那些在國會山會議室裡，高談闊論著‘預算’和‘程式’的先生們。你們是否聽到了，那些在葛底斯堡陣亡計程車兵的幽靈，正在你們的耳邊低語？還是說某些人和黨派與南方的某些人還有聯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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