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成年人。”中年婦女低聲唸叨了一句，抬頭看了何雨柱一眼。這個歲數的孩子，別說是跑來保定找爹，就是自己在院裡處理這些事情，能說得這麼清楚的也不多見。她把證件遞給了靠窗那個戴眼鏡的瘦高個兒，“老胡，你看看。”
老胡接過去翻了翻，又看了看何雨柱和何雨水兄妹倆，目光在何雨水身上停了一陣。小姑娘坐在條凳上，兩條腿並得緊緊的，雙手放在膝蓋上，低著頭不吭聲。她的辮子編得不太整齊，左邊的比右邊的粗些，看得出來是早上自己匆忙編的。
“你母親呢？”老胡問。
“死了。”何雨柱說，“我爹跑了，家裡沒人了。”
老胡摘下眼鏡，慢慢地點了點頭，把證件放回桌上。他和中年婦女交換了一個眼神，那眼神里有種何雨柱能讀懂的東西——憤怒。但不是衝著他們兄妹的，是衝著那個扔下親生骨肉跑了的老子。
裡面那對男女也過來了。女的姓周，自稱是辦事處的副主任，四十來歲的年紀，頭髮梳得一絲不苟，說話的時候下巴微微往裡收，顯出幾分老派的嚴肅來。她拿起戶口本仔仔細細看了一遍，又核對了何雨水和學生證上的名字，放下證件的時候，臉上的表情已經不是嚴肅了，是冷。
“孩子，”她說，“你說的事如果是真的——”
“是真的。”何雨柱打斷她，“雙井巷十七號，西廂房。你們現在去就能看到人。他跟我妹妹的證詞都可以給你們看，我來不是來要錢的，是來要個說法。”
周副主任盯著他看了好一陣。這個半大少年說話的時候不躲不閃，眼睛裡有一種不屬於他這個年紀的沉穩——不是那種少年老成的沉穩，是做決定之後把害怕和不安都壓平了才會有的那種沉穩。
“小劉，”她轉頭叫了一聲靠門的中年婦女，“叫保衛科的老孫過來一下，陪這孩子去對面公安那邊報個案。然後派個人去雙井巷，把那個姓何的叫過來問問話。”
“我去叫老孫。”中年婦女站起來往外走，走了兩步又回頭看了何雨水一眼，那眼神里帶著一種說不清楚的東西，像是心疼。
何雨水一直沒有說話。她坐在條凳上，聽著這屋子裡的大人們討論著她爹的去向，她的身世，她的法定監護人。她看著桌上那份戶口本，戶主欄裡“何大清”三個字端端正正地寫著，像是寫在一個永遠也擦不掉的名單上。她的眼眶紅了，但是眼淚沒有掉下來。
何雨柱在桌子下面握住了她的手。
“別怕。”他說，聲音低得只有妹妹能聽見。
何雨水吸了吸鼻子，把眼淚忍回去。她抬起頭看了哥哥一眼，嘴角動了一下，像是想說什麼。最後只說了一句：“我不怕。”
不到一壺茶的功夫，保衛科的老孫來了。老孫是個五十來歲的老頭，個子不高，臉上的皺紋像是用刀刻出來的。他聽周副主任簡單說了情況，點了一支菸抽了兩口，然後把煙掐滅在鞋底上，衝何雨柱招了招手。
“走，跟我去趟公安那邊。”
何雨柱站起來，伸手拉起妹妹。他的手很穩，穩穩當當地牽著何雨水往外走。走到門口的時候，周副主任在身後叫住了他。
“你們住哪兒？”
“城隍廟街的旅館，已經退了。”何雨柱回頭說。
周副主任看了看手錶——這已經是上班之後耽誤了不少功夫了，她沉吟了片刻，轉頭跟老胡說：“給孩子們拿兩個凳子坐一下，我去叫派出所的同志過來，省得孩子來回跑。”
老孫把剛點上的煙又掐了，說了句“這樣好”，就在門口等著。周副主任拿起桌上的電話搖了幾下，對著話筒說了幾句，放下電話時臉上的表情鬆了一點點。
“派出所的人一會兒就到。”她說，“你們坐會兒。”
何雨柱和何雨水重新在條凳上坐下來。窗外的陽光透過玻璃照進來，在桌上鋪開一道斜長的光影，把桌上那些檔案和檔案袋染成了淡金色。巷子對面的小販還在叫賣，聲音隔著玻璃門傳進來，悶悶的，像隔著水。
何雨柱看著窗外。保定的天比四九藍一些，也許是城小，煙囪少，灰都燒得不夠多。他想起昨天在雙井巷看到的那一幕——何大清躺在藤椅上曬太陽，白寡婦給她兒子喂花生糖，一家人其樂融融的，好像四九那兩個親生孩子是別人家的舊賬，跟他何大清毫無關係。
“哥。”何雨水忽然小聲叫他。
“嗯？”
“剛才那個周主任，”何雨水的聲音低得幾乎聽不見，“她看我的時候，眼睛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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